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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 怀着一颗童心看世界[转贴 2007-10-05 22:12:06   (本文摘自《高质量C++/C程序设计指南》，将由电子工业出版社于2002年5月底出版。) 作者：林锐 写此文使我很为难，一是担心读者误以为我轻浮得现在就开始写自传，二是担心朋友们误以为我得了绝症而早早留下遗作。 不论是落俗套还是不落俗套地评价，我在大学十年里都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并且一直以来我对朋友们和一些低年级的学生们都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这十年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交织着聪明与蠢笨、勤奋与懒散、狂热与怯懦、成功与失败。做对了的事可树立为榜样，做错的事可挂作为警钟。我写下经历与感受，期望以此引导和勉励无数比我年轻的学生们。我资历尚浅，既没有哲学家的深遂，也没有诗人的风华，不足以堂皇地育人，只能讲一些故事以表心愿。
我出生在1973年的春节，属牛，是"牛头"。父母为我起了很好听的名字叫"林锐"。这一切暗示着上天对我别有用心，将降大任于我，可是这时候上帝去了一趟厕所。天堂与人间的时差如此之大，就在上帝大小便的几分钟内，我混混沌沌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天才因此成为凡人。 我小时候生长在浙江黄岩的偏僻山区。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由于山区师资缺乏，父母经常要从一个山头调到另一个山头教学。我换读过的小学的数目比我的年龄还大，没有伙伴，也没有家的概念。我就象活在货郎担里的小鸡，缩成一团，在高兴或恐惧时至多"啾""啾"地叫几声。我在读小学与初中的8年里，既不聪明活泼，也不调皮捣蛋，确切地说象块木头，简直是我名字的反义词。在学习上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也没有任何值得留念的人或事。无论我现在多么努力都已无法追回失去的8年金色年华，好心痛！ 我草草地并且稀里糊涂地在13岁时从初中毕业，无处可去。这下我发慌了，开始渴望学习。我灰溜溜地离开山区，可怜巴巴地到一个比较好的乡下中学重读初三。我勤快得早晨4:30就起来读英语，脑袋似乎也被吓开窍了，"数理化"学得很好，并且生平第一次在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当我再一次从初中毕业时，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黄岩中学读高中。 黄岩中学分农村班与城市班，我当然是农民阶级。"阶级区别与歧视"对我是相当有促进作用的。我连任了几年的卫生委员，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学们习惯地把活留给我，我这小官当得有滋有味。《物理》学得极好，有一种直觉帮我快速准确地解题，常常是老师刚把题目写完我就报出答案来。上物理课时我没法讲废话，因为我一开口就是标准答案。 可惜我的文科成绩极差。那时期盛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年少不懂事，糟踏了学文科的好时光。我写作文的最高目标就是不逃题，考试前我总是反复祈祷：我没干过坏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题吧！历史考试时填写"任课老师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乡英勇就义"，比谁的成绩更接近零分。更让我沮丧的是，这些行径都不是我发明的，我顶多是个跟屁虫而已，一点回忆时的自豪感都没有。 我现在认为文科教育实质是素质教育，如果素质不高，男孩再聪明也难以成大器，当然也难以吸引好女孩。 上帝精神拌擞地从厕所回来，发现我已经上大学。也许他原先是把我安排在清华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这一偷懒反而是好事，我在读大学的十年中自由发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学生。 西电原是军校，作风严谨，校园并不华丽，生活有些单调。尽管我来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确喜欢西电的粗犷与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生写的很肉麻的赞美西电的大字报，有一句是"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我不禁笑掉牙。这一笑意味着"大个子欺负小个子"历史的结束，"小个子欺负大个子"新纪元的开始。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好碰上美国打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那时全国都在谈电子战，我们全校都是研究电子的，而且以军事应用为主。在那种气氛里，同学们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动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视察早读，偏偏有同学迟到。系主任喝问："你为什么迟到了？" 在第一学年，我就象乱草丛中的野花那样脱颖而出，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就在我光荣到感觉屁股都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发现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学习缺陷--不会做实验。一进实验室，我就束手无策，浑身发抖。我相信大一的学生都有虚荣心，为了维护"最聪明"这个荣耀，我完全可以掩盖、躲避甚至偷偷地弥补实验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了对抗虚荣的引诱，我夸张其辞地把"缺陷"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让我没有机会欺骗自己。
母亲是数学教师，年轻时略有姿色，智力远胜父亲。当她与他在山头的学校里相遇时，他一顿热情洋溢的饭菜就把她缴械了。我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家就象一条飘荡的小船，父亲划桨，母亲掌舵。当我6岁上学时，母亲就说：“儿子啊，你将来只能靠笔吃饭而不能靠锄头吃饭。”小时候，母亲怕我变狡诈而不允许我学下棋。尽管我在大学里已经相当出色，母亲来信总不忘叮嘱“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常用独特的方式检查我： （1）看我是否变胖。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懒了。因为勤奋的人没有理由变胖。 在课余我常做两件有意思的事： （2）我经常在宿舍里焊接电子线路，技艺渐精。我曾花了两天时间，把磁带盒做成能发声、发光的精美礼物，乐颠颠地送给一个女孩子。可惜不久后我迷上了计算机，从此再也没亲手做过好玩的东西。 上大学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计算机。在第四学期时我遇到了十年来最敬爱的老师周维真，从而对编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教我们Fortran语言，Fortran语言对我没有影响，影响我的是周老师高尚的师德以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敬业精神。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 很多计算机系老师改作业时喜欢打“√”或打“×”了事。周老师不仅把作业里的错误都找出来，而且逐一评注“好在哪里”和“差在哪里”。为了不让周老师过于劳累，全系同学有一个约定：上课时不准吵闹，否则别来；作业必须清楚，否则别交；提的问题必须有质量，否则闭嘴。 Fortran语言期末考试，我的卷面成绩是97分，有个女同学考了99分。我当时官为课代表，想不到被一个女生超过，甚为沮丧。可是报到系里的成绩单上，我的成绩是99分，那个女同学是97分。我以为周老师搞错了，跑去问他。周老师笑笑说：“你平时的学习表现，该得满分。不能因为考试中的一个失误而打击你的积极性，所以给你加２分作为鼓励。而她一上机就束手无策，要让她知道考试成绩高并不表示已经学好了，扣她2分以示警告。你本来就是第一名。”这时又跑来一个“查”成绩的同学，他得了59分，哀求周老师让他及格。周老师说：“你的试卷我看了好几遍，的的确确是59分。而你平时的学习表现也不会超过59分。这一分不能加，否则我会害你一生。” 在我这一级（90级），周老师至少为技术物理系教出两名软件高手——我和马佩军。我和马佩军读到硕士时已在软件方面雄霸西电，计算机系学生毫无翻身之望。由于马佩军不好名利，风头让我一人独得。我离开西电数年后，余威尚在。可惜我和周老师相处不到一年，他便调到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然而师恩的厚薄不在于时间长短，好的老师会让人想念、感激一辈子。 我本科的专业是半导体物理，一二年级由系里负责教学，三四年级由微电子所负责教学。在第四学期末，我央求系里把我推荐到微电子所参加科研，贾新章教授“收留”了我。我踏进微电子所的那一脚，让我从纯粹学习转向了科研，从“高分低能”转向了“低分高能”。 我终于有了一台286电脑，那个暑假我就睡在实验室里，时时刻刻守着它，深夜里我一个人冲着它发笑，一会儿盖上布，一会儿掀开布，一会儿摸摸它的“脸”，一会儿理理它的“辨子”。我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设计一个“立方运算”的模拟电路，并且学会了C语言。 西电有个好传统，每年冬季举办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学生科技作品竞赛。每届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级的学生看后无不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我很希望能独立开发一套软件，参加本届“星火杯”竞赛。贾新章老师是研究集成电路可靠性的，见我如此热切，就让我开发“集成电路可靠性分析软件”。 我开始一边研究数值算法，一边设计软件。从炎热的8月份到发冷的十一月，几乎天天通宵编程，程序很快增长到一万多行。在离竞赛还剩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仅程序老是出错误，而且发现原先的算法并不有效。此时已经没人能够“救”我。贾老师不会编程，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程序上还是出在算法上（实质上两者都有问题）。而那些懂软件开发的年青教师，实在看不明白我的上万行程序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只能悲伤地看着我挣扎。由于我经常逃课，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系里意见极大，贾老师十分为难。不少老师和同学劝我赶紧“改邪归正”，放弃项目，不值得因小失大。 当时我有个无法动摇的心念：如果放弃一次，那么碰到下一个挫折时我就会继续放弃；如果坚持而成功，那么碰到下一个挑战时我会激励自己再取成功。 在压力面前，我依然坚挺。每当略有进展时，心里一阵狂喜，但很快又会碰到新的困难，有时一坐就是20个小时。每天在喜悦的颠峰与苦恼的深渊之间反复折腾。在竞赛前二天，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软件研发，结果获得软件与论文两个二等奖。这个荣誉本身不值得一提，并且我付出很重的代价——对物理专业失去兴趣而彻底抛弃了它。但那时我才19岁，在极限状态下，我磨练了意志，使我日后充满激情。 在本科四年级，我认识了微电子所的郝跃老师。他是数学博士，是微电子所最有才华、最潇洒、最有领导风范的青年学者。我常去向他请教数学问题，他讲得意气风发，我听得如痴如醉。我俩一个月的“交流量”很多硕士化一年时间也得不到。有一天，郝老师说：“你做我的学生吧。”我就毫不迟疑地从贾老师门下“跳槽”到郝老师门下。郝老师后来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他高兴时喜欢说：“好，很好，非常好！”我看着他升教授，升博导，升副校长，师生两人分别在各自的阶层中名声显赫。 在三四年级，我的专业课程没有一门及格过。但由于微电子所的老师们已经认可了我，就把我的卷面成绩作为及格线，我对同学们的帮助莫大于此！如果要我考研究生，我绝对考不上。系主任安毓英觉得我将来很有前途，于是不顾别人反对，一锤定音让我免试读硕士研究生。 我喜欢设计用户界面是因为自己有相当好的美感。在读本科时我模仿过六七个流行软件的界面，常常向同学演示、卖弄。觉得还不过瘾，就写了一篇名为“用户界面设计美学”的短文。凡是路过我实验室的同学都被我逮住，被迫听完我得意之极的朗读，茫然者与痛苦者居多。不久我的朗读便所向披糜，闻声者逃之夭夭。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以集成电路的数值计算为主，数值计算产生的一堆堆数据常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我发现用图形来表征、解释数据可以让自己不再迷糊下去，那感觉就象刚睡醒时冲凉水一样。我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软件就是用图形来仿真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缺陷”对成品率的影响。我并不是在看了学术论文后才开始研究可视化技术的，我是在做了工作后才发现那些好玩的技术叫做“可视化”。由于我肚子里头的确有货，在硕士一年级，我没有使用“剪刀”与“浆糊”（这是很多人写书的法宝），只化了三个月时间就写完第一本著作《微机科学可视化系统设计》。 我在读硕士期间的工作强度与本科时的相当，但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有了明确的目标：（1）开发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2）培养做领导的才能。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团队工作，参加全国性大学生科技竞赛而实现。 我在西电成立了“可视创意软件小组”，马佩军、戴玉宏、马晓宇是我的主要技术伙伴，帮手很多（有几个漂亮的女生负责宣传）。办公室里贴满了标语，如“创造性的事业要靠激情来推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春天消失”。还有大幅的“作战图”，倒计时牌。每个伙伴写了一张“军令状”放在机器上，我迄今还记录着那些纯真、活泼、充满激情的文字。那是多么艰苦而幸福的日子，夜里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咬尖辣椒提神，有伙伴累得蹲在厕所里睡着了。 在1994年和1995年的冬季，我们的软件作品分别获中国大学生应用科技发明大奖赛二等奖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在西北地区，我们是“老大”。我成了西电学生的榜样，仰慕我的学生有一大批，我刚到浙大读博士学位时，收到一个西电计算机系学生的信，他说：“你走了，我呆在西电没有意思，我准备考浙大的硕士，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在硕士毕业前，我在鉴定表上这样写道：“我热爱科技事业，如同热爱生命一样。近5年的科研工作带给我最充实的生活，也寄托着我美好的向往。可我同时也感到了痛苦，因为5年来我耳闻目睹科研中太多的弄虚作假。我发誓：做一名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以正身自勉。” 我相信自己已经尝遍了西安的小吃，并且发现了一个“秘密”：最好吃的东西都在地摊上，最香的东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东西一定是香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里很少再吃辣椒，因为怕它玷污我心目中的辣椒。 在我小时候，我爸很讨厌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让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论理，于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学“远走高飞”。如果说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么土豆就是我天生的命（迄今尚未发现能让我不要命的食物）。我在西电经常用电炉（从来都没被抓住过）做“以土豆为核心”的菜，天长日久，朋友们干脆叫我“土豆”。 我吃饱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叹，人要是认认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些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我将来怎么吃得掉自己挣来的钱？ 我在读中学与本科时，满头白发，脑袋可以当白炽灯泡用。当我硕士毕业再照镜子时，吓了一跳，白头发不见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起的作用（估计是辣椒）。那些早生白发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到西安上学吧。 马佩军和我打乒乓球时口中念念有词：“哼！你对我狠，我对你更狠；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他好几次说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给我一袋，这一袋板栗我到现在都没拿到。 马佩军夜里极能侃，吹他家乡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断气。有时他吹得太离谱，常令我们6人群起而攻之。为了把我们一举歼灭，他白天到图书馆查“资料”，夜里再挑起事端。双方就象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干两个秃子争一把梳子的事。 马佩军上大学前也没见过计算机，但他对计算机技术有极强的领悟力。我们第一次上机时，他把我拉到打印机旁边说：“帮我防着管机房的，我要修理这台打印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开始“肢解”打印机。我无比深刻地体会到：歹徒在作案时都不害怕，最提心吊胆的就是那个放风的。他在5分钟内修好了打印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愿下次再跟他干“坏事”。 我们读本科和硕士时主要用DOS操作系统，那时期病毒泛滥。马佩军杀病毒不用软件，用手杀。看他杀病毒简直是一种享受：噼里啪啦地敲一阵子汇编命令，然后机器就好了。求救电话太多，他经常无怨无悔地带着那双铁手游荡于西电各个角落，却不知道编写个杀病毒软件来赚钱。 我一直认为马佩军是西电编程第一高手，他编程的时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针。之所以我的名气大，一是因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写上了我的名字（并且卖了不少钱）。 马佩军的女朋友是我介绍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将嫁给他。后来俩人果真结婚了，只是他嫁给了她。硕士毕业后，马佩军留在西电读博。前年我再见到他时，他说我害死他了，快乐得要宰了我。我喜欢陕西人源于马佩军。马佩军在西电已经呆了十年，禀承了西电所有的优点与缺点——“很土但结实耐用”。我在西电时很土气，离开西电后变得“半土不洋”。马佩军简直就是西电人自己的“兵马俑”，每次看到他或者想起他时，我就明白自己的“根”还在西电。我喜欢陕西人源于马佩军。 在本科三四年级，他对跳舞十分入迷，连上厕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时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极少有空与他玩乐，等到本科毕业时，猛地发现他已经风度翩翩。 宋任儒的学习既不好也不差，我们从来没有合作研究过什么。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情趣，不落俗套。也许，我俩本来就是“敢爱而不恨”的同一类人。 本科毕业时，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为他饯行。可在硕士开学时，我的房门被人一脚踢开，他对我喊了一声“林子啊，我又回来了”。我就象祥林嫂见到了被狼叼走的孩子。 宋任儒读硕士时被发配到临憧771所，他在那里过上了乐不思蜀的日子。有一天，他带来两个文静的女孩子（一个读硕士，一个读本科）来串门。就在我洗水果的几分钟里，三个人已玩得乐翻了天，两个女孩满屋子追他，一会儿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会按到床上打。我惊诧之极而又羡慕之极，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想不到上学竟然会有这等欢乐，看来我读硕士的日子白过了。 后来，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嫁给了他。当他带她去见公婆时，公公长叹一声：“把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乐得合不拢嘴，竟然无法叹气。 现在，宋任儒已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业。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还象伙伴。他叫她“聪聪”，她叫他“笨笨”。 他开始呻吟：“这一次就饶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会去的，求你了。” 我们那一级的学生大多崇拜巨人公司的创始人史玉柱，我问谢伟：“我是不是和史玉柱一样能吃苦？” 我写第一本书时，有几个人老向我伸着手等待输入稿子，就象火车站行乞的人那样阴魂不散，使我没时间慢腾腾地打草稿。我就象金庸写小说，有如神来之笔，想到那里就写到那里，写了一段他们马上输入一段，一气呵成。那本科技书写得很滑稽，同学们看得笑出眼泪，编辑看了拍案叫绝，只改了几个字就出版了。 那时侯我的心情是如此之好，为一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写了一篇散文，并送他一把梳子。又把一女同学的实验报告写成评书。我的文笔大概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这一群学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马晓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都属于牛）。 我尚未发迹之日曾与戴玉宏在校园里卖花，无人问津，就请电子工程系的鲁洁救助。鲁洁温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风吹拂苏堤的杨柳，令人心里一荡再荡。顷刻间就有男生围观，有人看花，有人看“贵妃”，鲁洁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怜得就象两根蜡烛。鲁洁读大学时调皮捣蛋，到四年级时还不太会编程。她的本科毕业设计是仿真“雷达跟踪飞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编写的。我已记不起用了什么公式，只知道每次计算后都弹出一个对话框“报告长官，击中目标”。鲁洁毕业后到深圳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几年一过，她成了行家。再与她交谈时，我只有听的份，象鸡啄米一样点头。 史江一和马晓华都是狭西人，和马佩军一样厚道热情。史江一性格稳重，属于“你办事我放心”的那类人。我对微电子专业一窍不通，全靠他帮我混过实验这一关。后来我开公司失败，陷入经济危机，就把希望工程的一个小孩托给了他。 马晓华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为别人做事情，但热情过头就忘了自己的事情。有几个不道德的学生就利用他的这个缺点，经常使唤他，并且借他的钱不还。马晓华喜欢为那些人“卖命”并且挨训，他总是在受虐待够了的时候再跟我们嘀咕，我们实在气不过，只好对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顿拳脚，并给他一个绰号“受虐狂”。但愿他找个好老婆，我可以早日放心。 我们这一群小伙子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她叫姜姗，是她班里的四大美人之一。我们不仅没有争风吃醋，而且心甘情愿地让她坐遍每个人的脖子。姜姗小姐5岁时她爸姜晓鸿成了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亲得象一家人。姜姗喜欢大喊大叫，声音高过帕瓦罗蒂，我们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带姜姗到小炒摊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东西，并哄她：“世上最好吃的东西是鸡屁股。” 我见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没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问：“什么问题？” 我定神对她细看，发觉她简直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再世，顿时心就“突突突”直跳。当天晚上我没睡着，接下几天的课不知所云。在选修课《操作系统》考试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超短信：请快寄钱来，我谈恋爱了。我交了白卷直奔她去。 我的初恋只有两个月，却让我思念了8年。她离我而去时没有任何理由，而我却失魂落魄。在我本科毕业前的18个月里，白天我狂热工作强作笑容，夜深人静时心痛如刀割而无法抑制。没有人为我“疗伤”，我是硬挺过去的，这一段经历使我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后来我开公司的失败虽然对信心有所打击，但根本无痛可言。 我们分手后并未成为陌生人，就象两只刺猬，离得远了就有点留恋，离得近了，就刺着对方。认识她时我虽然已略显才气，但并不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有时“喜欢”并不能成为“爱”，感情也许是永远研究不透的学问。 可是我当时着迷于事业，认为自己不久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鉴于史玉柱在创业时就离过婚，所以我认为感情是事业的累赘，两者不可得兼。 我和第二个朋友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她毕业后我曾坐火车千里送鲜花给她，让她感动过。而我固执的性格和对初恋的思念终于让她心碎。尽管我们已经几年没见，我依然看得见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颗眼泪。 老同学告诉我，种小麦是为了应付“211”工程（为21世纪选拔100所重点大学）的检查团，因为“211”工程有较高的绿化指标。偏偏检查赶在冬天，那时的西北极难长草。西电本来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长草马上就会被谈恋爱的学生给折磨死。一到冬天，整个校园就光秃秃一片。用小麦绿化校园可谓千古绝笔，检查团的那些权贵人士早已五谷不分，岂知所见的“草坪”乃是麦田。 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并计划在35岁左右成为实验室主任。开学的第一天，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进门不到5分钟，就因不懂规矩被看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为了不再冒犯规矩，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并且站着阅读，心想这下不得罪谁了吧！ 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机房管理员之一）对我断喝：“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无耻的人。 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不料迎来两个耳光，此下场比《猫和老鼠》中的猫还惨。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有幸看到我这篇文章，应该好好悔过自新，她与他的工作态度打击过数十个学生的积极性。我本是因为向往CAD&CG实验室而来的，得到的却是极坏的第一印象。（我博士毕业后，这两人也离开了实验室，我替后来的学生们谢天谢地。） 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不然去干啥。 这次竞赛选出十个“软件明星”，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一看。他的项目水平很高，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师，知道项目的来龙去脉）。综合诸多因素，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组委会来拍电视，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我是一个人来的，我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没名没姓。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浙江大学”四个字，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头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争了一口气。可是颁奖时，组委会竟按地方顺序从北京念起，我沦落到第七，差点咽气。 我曾在上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北京来的旅客聊天，此公极健谈。似乎他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北京的优越性。见我挂着浙江大学的红色校徽，且对清华、北大并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问：“浙江大学在浦东还是浦西？我要去看看。” 北京已经是极度优越了，就请不要把什么鸡毛蒜皮的好东西都拿走。 我们几个获奖的博士生吃饱喝足、拿了钱后，关起门来把那个老板臭骂一通，扬长而归。别以为给钱就能让我们说好话！ 由于我能说会道，频频上电视，引来近10个投资者。我选择了一位年龄比我大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临境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彼时，我可谓光芒四射，名片上印着“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为已任，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浙江大学想开除我，被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安抚住。 我当时想开发一套名为Soft3D的图形系统，此系统下至开发工具，上至应用软件，无所不包。公司名字起为“临境”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身临其境，这是我对图形技术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与SGI公司称兄道弟的境界，这是我对事业的追求。“临境”这个名字我在读本科时就已经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我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悲壮感觉。 我从实验室挖来一位聪明绝顶的硕士生做技术伙伴。他叫周昆，年龄很小（1978年出生），研究能力极强。如果按照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毕业的论文要求，他入学读硕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毕业。周昆的头明显比我的大，估计其脑容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经以师兄的身份为他洗过一双袜子，他因此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俩一拍即合，常常为Soft3D的设计方案自我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维Windows系统即将被Soft3D打击得狼狈不堪时，我们就乐不可支，冲劲十足。 我已经把“振兴民族软件产业”列入日程，并且提前担忧将来钱挣得太多用不完该怎么办。1998年5月份，我们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软件。软件产品宣传了几个月，并没有出现订单如潮、接应不暇的局面（事实上压根就没有反应）。我意识到没有找对市场，但仍觉得产品中的一些技术很有价值，将它改装成其它软件也许能开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 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缘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鸿一求助。他是真正的软件高手，当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约10万行C++代码的软件时，他竟在十几分钟内就指出多处重大的设计错误，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识到整个软件系统的价值为零。那种心痛啊，就象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样。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万元资金。周鸿一再一次从北京飞到杭州，三下五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给关闭掉。他放心不下，觉得我“恶病需用猛药补”，于是意犹未尽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辖的部门，让我学习怎样做事情。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冲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谅的借口。我并不是太爱虚荣的人，知道这次失败是我的毛病积累到一定水准忍不住喷发出来的结果。我绝不能以年纪尚轻不太懂市场与管理为理由轻率地敷衍过去。 从北大方正“劳改”了两个月回来，我心服口服地承认失败了。我把察觉到的数十个毛病列出来，日后一个一个克服掉。我写的《软件工程思想》一书，大部分内容取自我开公司失败的教训录。我现在能客观地从可行性分析角度说明我和投资方所犯的主要错误，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软件公司。我的主要错误： （1）年青气盛，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惊的事。我的设计方案技术难度很大（有一些是热门的研究课题），只有3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根本没有财力与技术力量去做这种事。分析经济与技术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设计方案。 （2）我以技术为中心而没有以市场为中心去做产品，以为自己喜欢的软件别人也一定喜欢。我涉足的是在国内尚不成气候的市场，我无法估计这市场有多大，人们到底要什么。伙伴们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结果做出一个洋洋洒洒没人要的软件。分析市场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设计方案。 （3）我做到了“真实、正直”，但并没有达到优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荣誉，但学生时代的荣誉只是一种鼓励，并不是对我才能和事业的确认。正因为我不够优秀，学识浅薄，加上没有更高水平的人指点我，才会把事情搞砸了。 投资方的主要错误： （2）由于我不懂商业，又象所有单纯的学生那样容易相信别人。他让我写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钱买下本来就属于我的30%技术股份。他名为投资方，实质上双方各出了一半的资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软件不能成功的情况下，却为了占我的便宜而丧失了应有的精明，最终导致双方都损失。 关闭公司时，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财产。我明明投入了技术，又亏了15万元，却一无所得。几个月后当我意识到不公平而找他协商时，他说：“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读到博士，连张合同都看不懂。”此事充分地显示了我的无知与愚蠢。相信真实、正直的品质加上不懈的努力会让我变得有智慧。自己的奋斗没什么可以后悔的，学到的远比失去的多，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这位G先生年龄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当过几十年的技术兵，性格豪爽。他投资的那个年轻人叫Y（以下称Y经理），自称有英国的管理学文凭，能对公司的市场、技术、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欢说“钱我没问题”，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万元，并且给Y经理40%的股份。 G先生请Y经理到家里座谈。我那时突然狡猾起来，自称是G先生的远房亲戚，在浙大读半导体物理，特羡慕那些做软件的同龄人，渴望听听Y经理的高见。Y经理果然信口开河，滔滔不绝，连绵不断，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激动地想去参观他的公司和产品，并表示要抛弃物理专业，立马转向软件专业。 Y经理得意而笑：“对于IT行业你就不懂了，我们经营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产品，这是国外最先进的思想。你可以来参观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体的东西，只能用心去领会。” 这屁话比曹元朗的诗还臭（《围城》）。我搞软件只有8年功夫，说我不懂IT行业并不过分。可我读了10年大学都没听到过如此“先进”的思想。如果这是英国管理学教育的成果，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衰败的真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国首相切磋一番。 我对G先生说：“Y经理根本不懂技术，为人极其浮夸。应马上关闭公司，以绝后患。那100万元你也亏得起，就买个教训吧。” 老先生象犯了错误的小孩子：“Y经理每一次向我要钱时，都拍拍胸脯保证下个月就有利润，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钱给他，希望能救活软件公司。现在该怎么办？” 一个有20名职员的软件公司，程序员只有三四个，连“十羊九牧”都不如。200万元的财务报表中，有100多万元用于吃喝玩乐和行贿。这种公司完全无药可救。台湾作家李敖曾说过：“当你没法扶一个人上马时，也许应该拉他下马”。从5月份到8月份，我行侠仗义，替G先生清理软件公司，根除Y经理这些败类。 可是难哪，因为G先生投资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岂能让我插手。就在我想方设法卡住Y经理的脖子时，Y经理总能从G先生那里挖出钱。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却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让它再吸些血吧。” Y经理又和一个来自深圳的骗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资100万元新建一个“指纹”公司，说利润将比开发环保信息的应用开发更加可观（估计要用亿来度量）。就在他们准备签合同之际，我偶尔路过，发现异常，便强行阻止。 G先生是个好人，但太顽固。好几次我气极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坏人欺负。我曾请求G先生：“我求您别再说钱没有问题，您的私人财产会被人骗光。请让我把这漏洞堵住吧，好让我安心地回学校做完博士学位论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两个儿子，伙同“黑社会”的朋友，强行把那个软件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厂中，辞退所有员工。现在那个软件公司被别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亏损不过几万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伤疤。 我以前从未玩过与人勾心斗角的游戏，此三个月的经历让我疲惫不堪。那个软件公司的员工曾透露，Y经理的英国文凭大约是在上海或杭州某个大专培训班里混来的。方鸿渐买美国克莱顿大学博士文凭尚知羞耻（《围城》），而Y经理却趾高气扬。害得我平白无故为英国教育界担心，回想起英国鬼子曾打劫过中国，倍感耻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实在不是现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生第一次见到我时问我工资几何，我答曰：“300元，够买几本书。”G先生甚为着急：“这样的条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吧，我家条件好，你可以安心地学习，将来可为国家多作贡献。”后来他几次相邀，我就看在国家的份上住入他家，一直住到博士毕业。自从读中学以来，我第一次享受食来张口，不用洗衣服的奢侈。唯一的麻烦是我得向很多朋友解释：“我不是被别人养起来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已才这么做的。G先生是男的不是女的，并且没有待出嫁的女儿。”
那时侯，公司倒闭使我债务累累，并且自信心遭受十年来最大的打击。我在入不敷出、心事重重的情况下，没有推卸义务，而是“变本加厉”的去尽这个义务。我在西电的好朋友史江一替我“接管”了一个中学生。有一个小姐追求我，我乘机给她一个活生生的“见面礼”。1999年7月份，我把工资卡送给了一个大学生，自己成了无产阶级。从1997年11月起到我博士毕业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地为7个贫困学生捐助了约1万元。我有了几点感受： （1）对人的帮助莫过于给予希望。 我也在忙碌、在奋斗，也渴望成为伟大人物，但我希望让有意义的小事充实一生。 我很想对所有的教授、博士、硕士、学士们讲句话：“救人并不只是医生干的事，保护环境也不只是清洁工干的事。只要你多花几秒钟，弯几次腰，就能让环境更加清洁，让心灵更加清洁。我们不必个个道貌岸然，但至少应该做到‘读书明理’。” 那些正在追我和将要追我的小姐们，你多捡一次垃圾就多一份希望，你丢一次垃圾就不再有希望。 在浙大的三年半里，我没有对感情“播种”，所以也没有收获，但有一次“艳遇”。 在关闭公司的那天晚上，人去楼空，我象严监生断气前那样盯着尚未熄灭的灯。这时某大学的一位四年级女生来找我。一年前她曾作为实习记者采访过我，谈得很投机。我知道她是聪明好学的学生，曾大言不惭地教导过她几次。我开公司的一年里几乎没与她来往过，想不到当我成了光杆司令时她还能“兔死狐悲”地来看望我，着实让我感动。 我不无自嘲地对她说：“你不用安慰我了，这次失败我还能挺得住。” 她说：“我不是来安慰你的。我一直盼望你的公司倒闭，等了整整一年。在你去北京之前，我有话跟你说。” 我心下一凉，搞不清什么地方得罪她了，让她如此记恨我。大概是我得意之日教导她时言语过重，伤了她的自尊心。好在我是知错就改的人，当下惭愧地向她道歉。 她不理会我，说：“你开公司时光环重重，我根本无法靠近你。即便那时我成了你的好朋友，你也不会把我放在眼里。我暗恋你一年了，一直都没跟你讲。我早知道你会失败的，失败时你就剩下一个人，你才会知道我是真心爱你的，而不是冲着其它来的。你是个优秀的理科学生，我是个优秀的文科学生，门当户对，珠帘壁合。请你不要觉得女的追男的很荒唐，我是认真的，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虽然评不上情场高手，好歹也在爱河里游过泳，呛过水。想不到仓促之下，被一女子说得脸红耳赤，无法掩盖窘相。 我一直认为男人应该勤劳一辈子，好让柔弱的女子舒舒服服地在大树下乘凉。而学习、工作出色的女子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人。 她从小习诗弄文，读大学时蜚声校园。我见到她第一面时就把她归类为事业上的朋友，所以才会正儿八经地与她交谈并教导她。我在西电的两个女朋友就属于读书不太好但比较有魅力的女生，我从来也没有指导过她们学习。如果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并希望她成为我的女朋友，我早就去追求她了，岂能轮到她追我。 她见我彷徨不安，便滔滔不绝地例举爱我的“证据”。我开公司一年来发生的事她了如指掌，就象在我的房间里放了窃听器，在我的朋友中安插了间谍。她甚至趁着实习机会跑到团中央去查阅我的老底，有些“光辉记录”我过去的伙伴都未必知道。她思念我时，写了很多诗，留了很多泪…… 我早知道有些人不编程序、不做实验就能写出论文，难道男女之间不接触也能滋生感情？ 第一回合我就被她挑翻在地，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负心郎”，无地自容地把她送走。我以为这是文科女生的风格，就当作一个趣事不放在心上。 我从北大方正“劳改”回来不久后，她提着一篮鲜花来找我，并对我说了她的梦想：在寒冷的冬天，大地铺满积雪，四野人鸟绝迹。我孤独求败地深居在冷冰冰的小木屋里。在一个狂风呼啸的黄昏，她一手拎着亲手做的饭菜（我想应该有土豆和辣椒），一手拎着一捆木柴，敲开了那扇紧闭的门和心房。终于木屋四壁生辉…… 我曾对第一个朋友最好的赞美是：“黄蓉很象你。” 我曾对第二个朋友最深情的话是：“将来咱们老了，我回黄岩当物理老师，你当语文老师。” 相比之下，我的确不及她浪漫。此后她再找过我几次，当我意识到她动真格的时候，她已不能自拔。爱情是很怪的东西，并不是两个好人在一起就能碰出火花。与其让她长痛，还不如让她狠痛一次。 我对她说：“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 她问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我没有心跳的感觉。” 她说十年之后再找我。
她说将会送给我她的第一本著作，书中开头的几个故事是关于我和她。 我说看了她的书后一定会写一篇读后感给她。 她仍然提醒我不要忘记十年后的相约。 5月份后，我看在国家的份上搬到一个千万富翁家里去住，大妈也调到“熊猫馆”当掌门人。我一般隔几个月去看望大妈一次，中秋节我就和她在一起。朋友们知道我和大妈有这层关系，就纷纷托大妈物色女朋友。 大妈果然称职，她就象特务那样审视大楼里的女生。可大妈毕竟是大妈，她采用的“标准”是几十年前的版本，无法与现今的兼容。她盯住了不该盯的，却漏掉了不该漏的，至今都未“推销”成功一个。 这件事让我又明白了一个软件工程道理：光有完善的数据库还不够，还应该提供很好的搜索引擎。 我想大声呼喊出那种可以用双手把握未来的自豪。 我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两句肺腑之言： 如果我碰到上帝，只会对他说一句话：“你看厕所去吧。” 2000年7月份，我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上海贝尔有限公司工作。从2000年8月至2001年底，大约一年半时间，我在网络应用事业部从事软件工程与CMM的研究与推广工作。从2002年初至今，我调到公司总部从事企业研发管理的研究。 我在上海贝尔没有发财，没有当官，那么工作近两年来我都在做些什么呢？ 我在心平气和、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我读本科的专业是半导体物理，硕士专业是集成电路，博士专业是计算机图形学。十年之内我换了三个专业，哪一个专业都没有学精通。我觉得自己在软件工程方面有些悟性，可是没有当成专业来系统地学习。所以博士毕业时，除了有点虚名外，我的确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 如今大学里的博士、教授中“水货很多”，我不幸是其中之一。象我这样的好苗子沦落为“水货”，是中国大学学术腐败、堕落的恶果。 在公司里，很多员工恭谨地叫我“林博士”，甚至还有年轻人特意来看看我这个“好榜样”。虽然我也爱慕虚荣，可是良心未泯，彼时我那有博士的真才实学，多么羞耻啊。 刚到公司时，我有两类工作可选择：一是开发产品，二是研究并解决企业存在的软件工程问题。 我在开发产品方面比绝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和员工们有经验，当项目经理可谓熟能生巧。软件工程则是我的研究兴趣。前者可能会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后者能提高自己的学问。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趁着自己还年轻，赶紧好好做学问，弥补读博士期间浪费的三年青春，让自己有真才实学。 在企业里做学问与高校里很不一样。如今学校里的学者们越来越浮躁，聪明才智大多建立在“纸上谈兵”之上，做学问变成了造文章。 而企业特别讲究“务实”，所有的工作围绕一个目标：努力让企业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 我在公司里没有象在学校里那么“兴风作浪”，日子过得很简单，不停地调研、写规范和培训。就象少林寺藏经阁里的修练者。上海贝尔提供了一流的软件工程研究与实践环境（不是现成的，是争取来的，这就是我信奉的“创造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人不笨，认真工作，谁都能成为软件工程专家。 在博士毕业前，我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叫《软件工程思想》。这本书与《大学十年》一样在网上流传，我曾经自鸣得意。最近我要出版一些研究成果，便重新阅读了那本《软件工程思想》。发现此书真的是彻底地“纸上谈兵”，不仅对企业毫无用处，并且会误导读者。 我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和我同类的一大批“假博士”长期干些“自欺欺人”的研究工作，浪费生命并且浪费国家财产。喜的是我终于跳出了虚假学术的火炕。我不敢说现在自己的水平有多高，但至少能够拿出一些对企业有价值的东西来。 我在公司是一名自由自在的软件工程专家，公司待我不薄。如果不给自己一些事业上的压力，人很容易在安逸中堕落。我的目标是创作出可以与Rational公司RUP相媲美的软件过程规范，并且开发出物美价廉的适合于中国IT企业的项目管理软件。 基于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我和合作者研制了一套“软件过程改进解决方案”（Software Process Improvement Solution, SPIS）。SPIS的主要组成部分有： 以我们研究小组的实力本来是可以顺利完成SPIS的。但遗憾的是，SPIS不是公司产品发展战略范畴之内的东西，不能作为正式项目开发，我的组员们都被分配了其它的任务。我只能在公司之外组织一些朋友共同开发SPIS。虽然困难很大，但是工作很有意义，很鼓舞人。 我依然相信“创造性的事业要靠激情来推动”。最近我又重新修订了以前写的《高质量C++/C编程指南》一书，增加了不少精彩章节，更名为《高质量程序设计指南——C++/C语言》，2002年5月底会在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希望在今后的一年内，我能结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把事业做好 6月10日 破除“读书神话”(转载)
http://blog.163.com/zui._115/blog/static/5204700320085481741541/ 在多年来的买书读书“交学费”生涯之中，我在有意无意之间，观察到自己和别人的一些习惯。这些习惯，有一些是名副其实的以小博大，绝对符合“80/20原则”的买书读书“好”习惯。有一些，则是既浪费金钱，也浪费精神时间，绝不符合“80/20原则”的买书读书“坏”习惯。 1 “多读神话”--我们每每喜欢以看书多寡，来衡量自己的阅读能力和知识水平。 我们习惯认为，看的书愈多，知识自然比人愈多、愈好。没有错，看得书多，知识“原则上”自然愈多，但一切也要视乎环境，视乎我们看书时，是否“重质也重量”！ 2 “速读神话”--我们在处理阅读活动时，每每以?quot;快一定是“好”、“快”一定代表“有效率”、“有效能”。 非也！我们切勿将阅读效率（Reading Efficiency）等同阅读效能（Reading Effectiveness）。快一定要快得有原因、有目的。有一些书籍、书种--包括毋须太用脑、用神的消闲小说、散文及名人传记等，往往较容易速读，可以即时“服用”；相反，其他的书籍、书种--包括颇为内容艰涩，需要细心思考的企业管理、科学、文学、历史及哲学巨著等，则“快无可快”，需要慢慢“饮用”。 3 “新书神话”--许多人在购买书籍时，每每都会有一个错觉，以为刚刚新鲜出炉、新出版的书籍，通常都会带来新知识、新创见。 其实，有些刚刚推出的新书，内容其实只是新瓶旧酒、有姿势无实际，商业成分多于一切。我们平日买书之时，切记带眼识“书”，因为许多时候，一些旧书，内容、观点反而跨越时空，历久常新，是名副其实的“陈年佳酿”。 迷信大师不可靠 4 “大师神话”--我们现在生活于一个极度“羊群心理”的阅读时代里、我们现在生活于一个极度“迷信于真假大师”的阅读时代里。 许多时候，我们的阅读品味，会太过受制于“羊群”带动。追随阅读潮流，当然并非坏事，不爱“开卷有益”，才算是一大“憾事”。但我们在追随阅读潮流之际，亦要有自己的挑书品味，一定的“非主流”阅读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所看、所想、所受影响的东西，才不会是一派传统、羊群智慧。在这个“真假大师”当道的阅读时代里，我们在购书之时，必须识破这些所谓大师的最终动机，辨别真假，避免去看 “无料废书”。 5 “上榜神话”--上得“畅销书流行榜”，一定是“质料上乘”的好书？ 有时“是”，有时“不是”。在选购书籍时，有时可以借助畅销书流行榜，决定买与不买。但归根究底，最终的决定，亦“取决”于我们的阅读口味、需要和最终目的。 “读书4格” 在阅读时，我们可以预先把书籍分门别类为： A--即读； B--必读； C--可读；D--不读。 我们极有可能犯上一项阅读时间管理毛病，那就是在选择书本阅读之前，不会分前后次序、先后轻重，总爱把太多时间和精神，花于阅读一些既无谓又无实质价值的书本上。 透过使用“读书4格”，我们不但可以活用时间管理大原则，把要看的书籍，分前后次序、先后轻重，我们更可依着我们的事业、家庭、生活，以至个人创富需求，替我们将要阅读的书籍、杂志或读物分门别类，分先后轻重来阅读。 在这个“锄书四格”之内，我们可以找到： A格--它代表一些非“即读”不可的书籍（The Vital Reading）。 例如某商管大师刚刚推出一本与你工作有关，对你事业有益的畅销书籍，令你必须立即购买，立即阅读。 B格--它代表一些重要、“必读”，但可以迟一步，有时间才读的书籍（The Important Reading）。 它们可以是一些长远来说对你追求财富、健康、思想、精神，以至人际关系有用的书籍。也可以是一些对于加强个人品格和美德，有长远良性影响的书籍。 C格--它代表一些无伤大雅，“可以”在有多余时间之下，加以阅读的书籍（The No Harm Reading）。 D格--它代表一些最最浪费金钱时间，最伤大雅，最“不该读”的书籍（The Worthless Reading）。 其实，每一个格子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更深入地替书籍、读物分前后次序、先后轻重。 如果我们懂得活用“杠杆原理”（Law of Leverage）、“80/20精神”，并运用到买书读书、“学识思维”充电之上，我们一定更容易理解到：“80%的有用知识、精彩创见，每每来自我们平日20%的精心挑选的有用好书。” 持久充电 要获得事业、生活的双丰收，捷径只有一条：持久地充电。 这样，你就能激发出自己的潜能，让自己成为好手，并保持这种状态。这个过程中，你要以人生和事业的目标为主导，用“80/20定律”作为时间管理的利器，讲求成效，讲求“一人计短，两人计长”，懂得运用、借力团队精神。 你还应该有较强的自律意识，懂得自我管理及领导人生，能随时自我反思，检讨方向，懂?quot;掉头走，不是“一本书看到底”，有典型的灵活应变能力。 持久地“80/20”充电，改变的将是你的一生!（完） 5月22日 猴子的传统习惯
这个实验真正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知识的正确传播来讲，语言和文字以及逻辑思维有多么的重要。如果，猴子们可以讲话，那么就不用动手打了。如果，猴子们会写字，无论换多少次，换多少只，新来的猴子都不用挨打——更不会无辜地被打。如果，猴子们竟然能完整地使用逻辑，或许它们最终会想出办法躲开开水吃掉香蕉，并且甚至可能会因此对那些做实验的人心存鄙视。 讲到文字的重要，忍不住多花些篇幅，冒着被认为是过于啰唆的危险，再插入一个例子。以下是电影《基督山伯爵》的一个片段，这一小段，看过无数遍，每次都让我满身鸡皮疙瘩。 =================================== 这个猴子的习惯传统在人类社会中，婆媳关系中有比较类似的现象。 记得一个中央一放的日本电视剧，婆婆当年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后来的自己的儿媳妇追求自己的事业 万般阻拦，和这个猴子实验的原理差不多。 5月21日 中国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
爱因斯坦的宗教观爱因斯坦亲笔信：信上帝是迷信 犹太人非选民
2008年05月17日 星期六 15:47
5月7日 更高级的规律控制着低级，和一般的规律更高级的规律控制着低级，和一般的规律
规律之外还有规律 不同事情的解决方案和理论指导思想，如果看上去不同，说明还没有发现到更高级别的规律。有点殊途同归的感觉。
仿佛牛顿的经典力学 和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感想： 弗洛伊德心理学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人是感性的，非理性的， 从长远更高级来看，
理性还是最佳的选择，理性的判断应该被称之为历史的车轮-历史大大势所趋。
但是从人的一生来看，很多局部的东西是按照人的感性这个层面来运作的。 从销售这个行业来说，同来产品，一个质量一般的和一个质量好的产品 质量一般的产品的销售人员可能对采购人员的感情营销和沟通就很到位，最终拿下这个订单
但是客观地将，全局把握这个问题，这么运作是不明智的。资源没有得到最佳的整合。
因此非常客观地看待一个问题，用一个理性的接近真理观点看待一个问题未必会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的认同。 因为人都是感性的，你的互动对象不见得也非常的理性非常的接近真理。 一个例子是IT大牛王健硕博客中的一个很典型的游戏
这个游戏假设对象绝对理性：世界不是天才创造的http://home.wangjianshuo.com/cn/20060907_aecaeec.htm
例如：丘成桐对于北大的一些评价，以及北大学霸的报复。后遭到教育部封杀。
总之用理性的眼光分析带有感性成分的生活，并加以运筹应当是一个主旋律。例如：杨振宁预测中国的诺贝尔奖，充满希望。
感性代表一类人群： 朱湘投水身亡；
刘梦苇1926年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死去。 顾城 先杀妻后自杀。此人之死引起很大的波动 顾诚在学术上得到肯定，婚姻却不佳。林肯也一样。
或许应该归于婚姻家庭也是一门学问，上述2位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
没理性的考虑过感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感性，就会很被动随波逐流， 对待感情 性格象接近大自然一样的诗人，恰恰绝大部分都是感性的人。
要始终相信，时刻牢记
理性控制感性，
或许掺杂了人的感性的互动事件，才是人文社会的最终的真正写照。 感性是可以通过理性（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人性的理性看待）来创造并加以引导的。
这样的人生或许少了几许浪漫随意，但是也更加牢靠和可预测性，可控性。
无论怎样，互动对象越理智，这个国家发展的就越快越好。 对比日本 中国 民族精神
日本动画片中 《圣斗士》，《足球小将》折射的民族精神 团队 ，合作
中国社会正在由关希性社会转向商品经济社会。理智成分趋多，感性成分渐少。 5月1日 奴性，我们所继承的最大遗产文章提交者：还是过客 加帖在 原创评论 【凯迪网络】 我曾陪一位朋友到明朝皇帝的十三陵去游玩，在其中一处的大殿前，在那供游人行走的肮脏的青石板上，看见一位穿着皮裘，手上一片光芒的女游客，在喊着她的亲人：“快过来啊，这里可是皇帝！”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响头..... http://hi.baidu.com/wrxs/blog/item/5cc95a0f9c99152e6059f38e.html 美国强大的真正秘密这是一个小故事，但用了一个大题目。抱歉。
儿子三岁就上幼儿园了，再后来是女儿，然后是他们两人都上小学。由于他们上学，我有时就到学校作义工，这样，我才逐步理解了美国强大的秘密，这就是：尊重个人的尊严，尊重并发挥个人的自发性，独立性和创造性 这样的故事很多，今天说一个小故事................
以色列强大的秘密推荐《中青报》好文章：以色列强大的秘密 以色列强大的秘密 王大卫 2007-09-22 00:55 “我和奥尔默特总理喝咖啡，聊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呢，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以色列当代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 说以色列强大应该没有多少人反对。 打开世界地图，如果不细心查看你很难找到以色列的所在。这个有７００万人口、实际控制２．５万平方公里土地（比北京市略大）的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对１０倍于己的敌人，历经５次中东战争而不倒，堪称奇迹。 军事的强大只是以色列的一个侧面。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度，人均ＧＤＰ超过了２．５万美元，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处世界第２８位。但别忘了，中东多年的不平静打击了它的旅游业，为了应对战争，它不得不把至少１０％的ＧＤＰ投入到军队，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个成绩不简单。 对于以色列的成就，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均有大篇幅的巨著。比如说，军事方面的强大离不开美国的支持，这个以色列人自己也承认；再比如说，以色列在教育上的投入使其人民素质高，每１万以色列人当中，就有１４０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比美国的８０人和日本的７５人还多。 人口的高素质得益于教育，和民族传统也息息相关。以色列是犹太人在散居世界各地２０００多年后建立起的国家。社会科学大师马克思、自然科学泰斗爱因斯 坦，以及心理学的鼻祖弗洛伊德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犹太人。有个令人咋舌的统计数据：从１９０１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２００１年的１００年间，在总共 ６８０名获奖者中，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者共有１３８人，占了五分之一！而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过五百分之一。 超级大国的援助加上国民的高素质，构成了以色列在强敌环伺的中东立足的重要原因。但这不应该是全部。这个弱小民族强大的背后，一定有着一个“超级秘密”。多年苦思不解，在碰到阿摩司·奥兹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秘密是如此简单。 阿摩司·奥兹，当今以色列文坛的杰出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迄今已发表了１２部长篇小 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３０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 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觥筹交错间，奥兹先生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两个故事。 奥兹除了写小说，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组织了著名的“现在和平”运动，主张巴以和平，并时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反对政府决策的主张。不久前， 他收到总理府的来电，说总理读了他的文章，邀请他一起喝咖啡，交流意见。“我去了，和奥尔默特总理喝咖啡，聊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呢，我们谁也没有说服 谁。” 第二个故事是他打车的经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认出了这位经常上电视发表见解的学者，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这位司机先生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奥兹先生只有听的份儿。 学者见总理，激辩一番扬长而去；出租车司机见到学者，不是崇拜，而是亮出自己的观点。从司机、学者到总理，以平等的态度讨论、交流，这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的真实故事。用奥兹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来告诉你吧，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以色列有句俗话：“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强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同时借助发达 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正因为如此，当以色列的总理实在是难，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认为自己比总理更聪明，自己的主意比总理的想法更高 明。也正因为如此，才有面对和平进程的进一步、退两步。 当然，怀疑和辩论有时候也意味着内耗，极端的例子就是拉宾总理的遇刺。对此，奥兹先生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有了这些痛苦的内耗，未来的路才更平稳。 4月27日 科学家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诞生的我认识一个美国拿过奥赛数学金牌的女生,非常漂亮,金发碧眼,很可惜,她没有象中国学生那样保送到名牌大学,只是去了一个普通大学佛罗里达洲立大学的音乐系.她说她更喜欢音乐,数学只是业余爱好,用来锻炼理性思维,而音乐是挖掘感性思维,这样她的人生才会更加完整.......................... 4月24日 怎么看华为企业文化？如果单纯是为了挣钱渠道多得很，何苦非得在华为将自己的价值变现。追求技术就去做科研，华为也不是一个
能将个人技术最大实现的地方，毕竟华为是一个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市场的需求决定了一个新想法是否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总而言之，工作多年以后，大多数应该身不由己，蜕变成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挣钱，因为市场导向的缘故，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总那么幸运，
有驾驭市场的能力，可以有选择自己喜欢产品的能力，这里遵循者市场机制商品，人应当遵循这种机制并为我所用，不要去力图改变
，这样徒劳并浪费更多的人生机会。赚钱就是赚钱。兴趣就是兴趣。在企业里面讲兴趣和赚钱结合起来这是一种主观心态，有利于
提高工作效率。却很危险。要搞兴趣就去大学，科研所。要挣钱，耍票子，就不要死守华为。这样钱就是最终的追求。这样看起来好像
自己的现有价值得到了极致的发挥核匹配。但就赚钱而言聪明的你-IT精英在其他领域你一定也会做的同样出色。
例：派克兰蒂（儿童服装）创始人：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出身的罗建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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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章友德教授与《新民周刊》记者就华为“自杀门”进行了系统分析。
怎么看华为企业文化？ 章友德：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企业更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华为这样的股份制企业，全民持股，员工在企业中的经济地位与掌有的股权多少具有最密切的关联。 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国有企业中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变为了新的环境下资方与雇佣者的关系。资方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须把所有的员工看作实现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目的而是变为一个手段了。 应该说，华为是30年来中国企业产权变革的重要成果。经营者责任心更强，追求利润意识更强，较之过去的企业管理者而言，更具有持久的动力。华为走过的艰难的创业道路，给华为所有者或者说任正非提供了一个经验，那就是一切都是在丛林法则中打拼出来的，他因此对自己形成的企业文化高度认同甚至依赖。 在华为看来，市场化改革、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要靠高收入、精英人才、优胜劣汰。而且现有的业绩在管理者看来更证明了他的企业文化是有效的，并且会通过内部培训强化所有人接受这种文化。 一个充满竞争的群体里，就不会有一只懒惰的羊出现，人人都在奔跑，滞后一步，就会被后者踩死，但前进呢，就是累死。这样的企业文化是缺少人文关怀的。 华为不仅把员工变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且把人的恶的一面，也就是人人都是竞争对手的一面激起了。应该说竞争意识是积极的，但要把握度。 这种竞争意识把人所有的潜能最大限度释放。但人终究不是狼，企业的这种榨取耗尽了员工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牺牲了家庭、健康，淡化了人的情感需要。华为有6万个员工，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这些不同的个体到了这个环境中，必须按照他的企业文化全面适应，每个人的身心都将接受这个新的企业文化的考验。 这实际是一种外部成本或溢出效应，员工本人的过劳、心理疾病、精神扭曲，以及夫妻分居、亲子教育不足等问题，其后果大部分都由员工和家庭集中承担了。如果仍然对这种“普遍现象”长期漠视，最终将导致更加难以弥补的社会后果。 《新民周刊》：很多人是疲惫的，但显然又是矛盾的，因为满足于这里的收入，满足于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在一个好企业是稀缺资源的情况下。 章友德：华为的高层正在用一种信念，即，企业有高远的目标，你们每个人都有高远的志向，只有在我这个企业你们才能实现，促动人人都把自己内在的最大的潜能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任何人主观上都是不愿意成为弱者的。但问题是很多人是适应不了的。华为要和国际对手去竞争，要成为有竞争力的公司，但它不知道的是人家怎样成为那个公司的。是不是都像他这样把人和人变为丛林法则，只有竞争、付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报，我指的不仅是薪水，还包括人的精神世界。 实际员工可以整合成一个更好的具有协作精神的团队，未必都要剑拔弩张。 《新民周刊》：但为何很少有华为内部员工质疑华为的企业文化？ 章友德：我们注意到在他们参加培训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了这种企业文化。每个员工在进华为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自己的社会化的过程，他也是在一路竞争中最终走到华为的，所以他其实潜意识是认同华为这种企业文化的。所以你一方面看到那么多人身心疲惫，但有多少人把矛头对准华为的？外部看法归外部，但是企业内部呢，员工最多说压力大。
《新民周刊》：华为的这些精英们为何反倒如此脆弱？ 章友德：这涉及“个人的自我预期”，人的需求层次多样化，最高的层次是自我实现，华为的员工都是在需求的最高层次上，都是有自我实现预期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认为只有历经了华为的历练，才会有自我实现的基础，一是在华为晋升，二是积累基础、资金或者学到管理的经验将来自己创业，甚至一些人进华为就是为了看看任正非是怎么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变为一个国际公司的。 所以，华为的员工都是不服输的，被淘汰的往往被认为是自己适应不了，对于自杀的员工，也往往被其他员工认为更多的是自身的原因。有这种心理的员工，往往都会认为自己不会像张立国、李栋兵这样脆弱，实际上，如果遇到导火索，他也很可能重蹈覆辙。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IT人才多是工科毕业，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导致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完整，自我化解、排解压力的能力欠缺。 《新民周刊》：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内部建立相应的机制，当个体遇到危机，需要帮助时及时干预。 章友德：但华为是不崇尚弱者的，华为是一个强者文化，把不适应的人看作就是应该被淘汰的，甚至体制设置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淘汰。这种文化被灌输、强化，最终都认同后，内部再没有人去指责华为。大家都认为外部的批评是因为不了解华为，甚至是误解了华为。所以华为一直对外界沉默的原因可能是我内部员工认同我的企业文化啊，而且这个企业是我自己的。 任正非早就说过，媒体说你好，你不要高兴，媒体说你不好，你也不要生气，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类似的话。这说明他有足够的自信，他相信自己这样一个企业文化训练出来的一支团队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 当华为确定了发展目标后会将全部的压力，用企业文化的方式逐层分解，但层层分解目标，很可能最终层层提高目标。你会发现最终压力最大的是刚进来的员工，华为倒下的大多都是这类人。 《新民周刊》：可华为也会觉得冤枉，那些人都不是公司直接原因导致非正常死亡的啊，你可以质疑我的企业文化，但是你不能说我的企业文化就是凶手啊。 章友德：对！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因为是华为的员工自杀了，就说华为是因，自杀是果。那我们又怎么来分析呢？ 华为的用工制度其实都是符合规范的，加班给加班费，不拖欠工资，它所有的管理方式都是建立在一个员工自己选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是我企业单方选择你的吧，也是你选择了我华为吧。 实际上这样最终把人看作手段了，人的需求不仅是货币，还有生活，还有精神层面的愉悦。但华为把这些都剥离了，转移为员工自己的事情，而且让员工认同了与企业无关，是应该自己来解决的。我刚才说了这些都是产品的外部成本，本来就应该是企业来解决的。 我们不能说员工自杀，华为就是直接因素。自杀一定是多因素综合的作用，如果炒股、恋爱失败，仍觉得在别的地方，比如公司，感受到温暖，就不会对人生绝望。但问题是，他可能在绝望时，想到的都是工作的压力。 高层次人才在自我实现过程中，一旦认同了这种企业文化，实际也是把自己当作了手段，他们已经迷失，忘记了生命本身是什么，把自我实现当作了终极目标。
《新民周刊》：华为“自杀门”留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章友德：一个优秀的企业除了实施经济目标，还有没有其他目标？或者说，为了实现这个经济目标，除给员工报酬，你还有什么激励，给员工以什么关怀，让员工疲惫的身心得以恢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华为，高收入成为企业驱动员工的主要动力，而员工也把金钱看作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高收入成为了克服高压力的唯一动力。 高收入的诱惑，相当多的员工自发地向机器转变。少数个体无法抵挡住团体的裹胁力量，更何况，若干学校有IT专业，你不做有人做，因此即便有很大压力，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 《新民周刊》：华为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譬如任正非的信，譬如安排心理医生，还有禁止员工在单位熬夜。 章友德：这绝对不是提几个口号就可以奏效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设计，这样的倡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除了本身任务的需要，员工之间也唯恐落后，因为你给他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我们承认狼性很重要，华为没有狼性就没有今天。但更要记住人不是狼，在日益人性化的今天，人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更不是用报酬和待遇来衡量的。 给狼性文化注入更多的人性元素可能你会成为更加优秀的公司。 《新民周刊》：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很多公司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的扩张，现代科层管理的组织严密性、效率始终是一些企业最重要的着力点，而对于人的思考却常常被淡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被高薪酬化解。 章友德：社会科层制组织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说我把自己变为螺丝钉，需要把我嵌到哪里就哪里，但人实际不是螺丝钉，人有思想。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层制出现，每个分支结构都是为实现组织最大目标设计的。但科层制结构中，工具理性往往忽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价值理性下，人还有其他追求，比如友情、亲情。 企业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没有把人当人看待，你的员工有家庭，有子女，下班了应该是回家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的，但是现在却是带着一身压力回家。 特别是IT行业，这是过去20年中发展最快的产业，最能体现自我创新的行业，精英的更多进入造成这个行业竞争更加白热化，所有人都更加身心疲惫。 所以为什么这个行业出“自杀门”是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有一种观点，华为有6万人，每年非正常死亡一两个员工，远没到社会上的自杀比例。 章友德：我国每10万人中有23个人自杀，这是一个平均数，中国多数自杀者是农村妇女，原因在于农村整体相对贫困，农村妇女文化层次又是最低，没有化解危机的能力。 华为是怎样的企业？员工是精英中的精英。高素质体现在既能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又能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承担对家庭、企业、社会的责任。精英阶层代表整体人群前进的力量，你们应该拥有更高的应对能力，但是现在你们的人每年都出事，当然引发我们的思考。 你还没有达到整体人群的自杀比例？你去看看其他企业是否有你这样的比例！个体自杀的原因注定有很多谜，因为人已经死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由这个现象引发思考。从自杀个体分析华为，可能冤枉你，但从社会角度关注你华为，你一点不冤枉。 关注你还是对你的爱护！何况你的“狼文化”本身充满争议。 4月18日 《易经》错了么？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曾说《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科技进步，，黎鸣：也说过：从六经开始，包括易经也是一部废书（关于这点，我不久将会有专文进行论述
黎鸣，研究哲学，你也可以叫我“思想狂徒”、“哲学乌鸦”。南昌人，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后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控制论与系统工程专业。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
2位物理专家如此批判《易经》。
不过《易经》确实能解决一些问题。再过1年估计事态会扭转。总之当代中国学术争鸣，越来越接近真理。
不过《易经》的核心哲学思想确实比较适合古代的君王从思想上排斥归纳，总结客观规律，是普通老百姓永世不得翻身。思想
确实有消极的成分。不知道当年帝王是否预测到陈胜吴官广的起义。
盲目的夸大无限放大先天场效应和能量是《易经》最大的弊病。
4月13日 成功的秘密-投资领域彼得·林奇出生于1944年，1968年毕业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取得MBA学位；1969年进入富达管理公司研究公司成为研究员，1977年成为麦哲伦基金的基金经理人。 在1997-1990年彼得·林奇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人职务的13年间，该基金的管理资产由2000万美元成长至140亿美元，基金投资人超过100万人，成为富达的旗舰基金，并且是当时全球资产管理金额最大的基金，其投资绩效也名列第一。13年间的年平均复利报酬率达29%，目前他是富达公司的副主席，还是富达基金托管人董事会成员之一。现居住在波士顿。 Peter Lynch每月走访40到50家公司，一年5、600百家。即使少的时候，一年也至少走200家，阅读700份年报。 他是最早调查海外公司的基金经理，比如他发现Volvo的时候，连瑞典自己的分析师都没去过它的工厂，当时Volvo的股价是4元，每股现金也有4元了，当然属于严重被低估，后来为Lynch赚了7900万美元。 他每天6点15乘车去办公室，晚上7点15回家。一年形成10万英里，相当于一个工作日400英里。每天午餐都见一家公司。每天听200个经纪人的意见。他和他的助手每月要将2000家公司检查一遍。 在他退休之前，他只度过两个长假，其中的一个：去日本，用5天时间考察当地公司，在香港找到老婆，在中国玩了3天，然后去曼谷考察及观光，最后去英国，用3天时间调查。 股票世界里的传奇——彼得·林奇（股圣） 财富档案 当今美国，乃至全球最高薪的受聘投资组合经理人彼得·林奇，是麦哲伦共同基金的创始人，是杰出的职业股票投资人、华尔街股票市场的聚财巨头，投资回报率曾一度神奇的高达2500%，其著作《漫步华尔街》、《战胜华尔街》、《学以致富》，一问世便成为畅销书。 企业类型 股票投资业。 成长记录 在人们的眼中，他就是财富的化身，他说的话是所有股民的保典，他手上的基金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如果你在1977年投资100美元该基金，在1990年取出，13年时间已变为28000美元，增值28倍，不过13年的时间。 这个“股票天使”就是彼得·林奇——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时代杂志》评他为首席基金经理。他对共同基金的贡献，就像是乔丹之于篮球，邓肯之于现代舞蹈。他不是人们日常认识中的那种脑满肥肠的商人，他把整个比赛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他让投资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且紧紧地抓住全国每一个投资人和储蓄者的注意力。当然，他也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极大的名誉和财富。 成长之路 1944年1月19日，彼得·林奇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曾经是波士顿学院的一个数学教授，后来放弃教职，成为约翰·汉考克公司的高级审计师。可是不幸的是，在林奇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全家的生活开始陷入困境。 为了省钱，家人开始节衣缩食，林奇也从私立学校转到了公立学校，而且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11岁的他在高尔夫球场找了份球童的工作。这份工作应该说是最理想不过了，球童工作一个下午比报童工作一周挣的还多。 高尔夫球场一直是风云人物、名流巨贾的聚集之地，与其他球童不同的是，林奇不仅捡球，还注意学习。从高尔夫俱乐部的球员口中，他接受了股票市场的早期教育、知道了不同的投资观点。林奇跟随球手打完一轮球，就相当于上一堂关于股票问题的免费教育课。 在当时，虽然是经济发达的美国，但人们的意识还是相对保守，对股票业并不很信任，视股票市场如赌场，把买股票等同于赌博行为，虽然这时股票上涨了3倍，原本林奇也是这样想的，但球童的经历开始让林奇逐渐改变了看法，增强了赚钱意识，虽然他那时并没有钱去投资股票。 就这样边工作边读书，林奇读完了中学，顺利考入宾州大学沃顿学院。即使在沃顿学院学习期间，林奇也未放弃球童的工作，他还因此获得了弗朗西斯·维梅特球童奖学金。 沃顿商学院的经历对于以后林奇的成长是十分关键的。为了家庭，为了自己，林奇开始着手研究股票，他想找出其中的“秘密”，成为象高尔夫球场的客户一样成功的人物。于是，他有目的地专门研究与股票投资有关的学科。除了必修课外，他没有选修更多的有关自然科学、数学和财会等课程，而是重点的专修社会科学，如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此外，他还学习了玄学、认识论、逻辑、宗教和古希腊哲学。还没有真正涉足商海之时，林奇就已经意识到，股票投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历史和哲学在投资决策时显然比统计学和数学更有用。 因为球童的兼职和奖学金做经济的坚强后盾，大二的时候，林奇已经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他决定用这笔积蓄进行股票投资，小试牛刀。他从积蓄中拿出1250美元投资于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当时他买入的价格是每股10美元。后来，这种股票因太平洋沿岸国家空中运输的发展而暴升。随着这种股票的不断上涨，林奇逐渐抛出手中的股票来收回资金，靠着这笔资金，他不仅读完了大学，而且念完了研究生。 暑假期间，林奇来到世界最大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富达”，在这里做暑假实习生，能在这样的公司实习，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份工作不仅使林奇打破了对股票分析行业的神秘感，也让他对书本上的理论产生了怀疑，教授们的理论在真正的市场中，几乎全线崩溃，这种信念促使了林奇特别注重实际调研的作用。 “他是一个奇迹” 1969年，林奇已经毕了业，也服完了兵役，他开始来到富达，正式成为一名公司的职员。起初是金属商品分析师，干了几年的分析工作之后，1974年，林奇升任富达公司的研究主管。当时公司正陆续扩展化学、包装、钢铁、铝业以及纺织等部门的业务，这些工作开始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证券市场的最前线，他除了不断走访公司，收集情报，从中挑出最有前途的投资领域之外，还注意将自己的判断结果与实践相对应，为以后的真正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8年之后，由于工作出色，林奇被任命为富达旗下的麦哲伦基金的主管。这是一个升迁，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林奇终于可以直接面对市场，但另一方面，富达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这样的基金主管，要能做出一番成就，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更多的辛苦、更多的想法和思考。 当时的麦哲论基金，资金仅有2200万美元，其业务也仅局限于几家较大的证券公司中，还是一个婴儿，但对于林奇这个初学者而言，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的舞台。 为了工作，林奇成了一个工作狂，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他投入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和精力。他每天要阅读几英尺厚的文件，他每年要旅行16万公里去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此外，他还要与500多家公司的经理进行交谈，在不进行阅读和访问时，他则会几小时几十个小时的打电话，从各个方面来了解公司的状况、投资领域的最新进展。 他还特别重视从同行处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所有比较成功的投资家们都有松散或正式的联盟，大家可以通过联盟交换思想获得教益。当然人们不会把自己即将购买的股票透露出来，但在交流中可以获得很多信息。这些处于投资领域顶尖级的人物，能够提供比经纪人更丰富的信息源。这才是林奇“金点子”的最好来源。 林奇还创造了常识投资法。他认为普通投资人一样可以按常识判断来战胜股市和共同基金，而他自己对于股市行情的分析和预测，往往会从日常生活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他特别留意妻子卡罗琳和三个女儿的购物习惯，每当她们买东西回来，他总要扯上几句。1971年的某一天，妻子卡罗琳买“莱格斯”牌紧身衣，他发现这将是一个走俏的商品。在他的组织下，麦哲伦当即买下了生产这种紧身衣的汉斯公司的股票，没过多久，股票价格竟达到原来价格的6倍。在日常小事中发现商机，这就是林奇。 可是，股票市场涨幅不定，之所以人们将它看成是赌场，就注定了有输有赢，林奇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1977年，他刚掌管麦哲伦基金不久，就以每股26美元的价格买进华纳公司的股票。而当他向一位跟踪分析华纳公司股票行情的技术分析家咨询华纳公司股票的走势时，这位专家却告诉林奇华纳公司的股票已经“极度超值”。当时林奇并不相信。6个月后，华纳公司的股票上涨到了32美元，林奇开始有些担忧，但经过调查，发现华纳公司运行良好，于是林奇选择继续持股待涨。不久，华纳公司的股票上升到了38美元，这时，林奇开始对股市行情分析专家的建议做出反应，认为38美元肯定是超值的顶峰，于是将手中所持有的华纳公司股票悉数抛出。然而，华纳公司股票价格一路攀升，最后竟涨到了180美元以上。即使后来在股市暴跌中也维持了不错水准。 对此，林奇懊悔不已，他开始再也不相信这些高谈阔论的股市评论专家了，以后只坚信自己的分析判断。林奇十分欣赏沃伦·巴菲特的观点：“对我来说，股市是根本不存在的。要说其存在，那也只是让某些人出丑的地方。”他开始不再相信专家、理论、数学分析。 经过了涨落、失败的林奇更加成熟了，他优秀的选股能力开始让人们感到惊奇，与别人注重进出场的时机不同，他觉得何时买进、何时抛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行情永远都是跌跌涨涨的。只有投资人在正确的时机选对好的股票，即使是市场行情不好，也要耐心等待，然后在走势翻多的时候，才能获得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投机。 在林奇的投资组合中，他最偏爱两种类型的股票：一类是中小型的成长股股票。在林奇看来，中小型公司股价增值比大公司容易，一个投资组合里只要有一两家股票的收益率极高，即使其他的赔本，也不会影响整个投资组合的成绩。同时他在考察一家公司的成长性时，对单位增长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利润增长，因为高利润可能是由于物价上涨，也可能是由于巧妙的买进造成的。 另一类股票是业务简单的公司的股票。一般人认为，激烈竞争领域内有着出色管理的高等业务公司的股票，例如宝洁公司、3M公司、德州仪器、道化学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更有可能赚大钱，但在林奇看来，作为投资者不需要固守任何美妙的东西，只需要一个低价出售、经营业绩尚可、而且股价回升时不至于分崩离析的公司就行。 就靠着这种有名的投资方式，林奇成为华尔街股市的超级大赢家。在他所投资的领域中，包括克莱斯勒汽车、联邦快递等等。彼得·林奇都能在对的地方找到他在市场里的最爱，他对营运地点就在他周遭的公司，特别有偏好。 功成身退 1990年，林奇管理麦哲伦基金已经13年了，就在这短短的13年，彼得·林奇悄无声息的创造了一个奇迹和神话！麦哲伦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由2000万美元成长至140亿美元，基金经理人超过100万人，成为当时全球资产管理金额最大的基金。麦哲伦的投资绩效也名列第一，13年的年平均复利报酬率达29%，由于资产规模巨大，林奇13年间买过15000多只股票，其中很多股票还买过多次，赢得了“不管什么股票都喜欢”的名声。 对于很多人而言，彼得·林奇是一个没有“周末焦虑症”的“死多头”，股市调整对他而言只意味着廉价建仓的机会到了，他都不太像一个股市中人，因为他的心态是如此的平和，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1991年，就在他最颠峰的时刻，林奇却选择退休，离开共同基金的圈子。当时，他还是市场中最抢手的人物，而他的才能也是最受倚重的。彼得·林奇非常理智地发表了自己的离去演说：“这是我希望能够避免的结局······尽管我乐于从事这份工作，但是我同时也失去了呆在家里，看着孩子们成长的机会。孩子们长的真快，一周一个样。几乎每个周末都需要她们向我自我介绍，我才能认出她们来······我为孩子们做了成长记录簿，结果积了一大堆有纪念意义的记录，却没时间剪贴。” 这就是彼得·林奇离开的理由，没有一点的做作和矫情。当然他也受够了每周工作80个小时的生活，于是，和其他伟大的投资人和交易商一样，彼得·林奇带着赚来的钱，干干脆脆的离了场。 现在，这个曾经的“股市传奇”就像任何一个平常的父亲一样，在家教导自己的小女儿，同时他也没有闲着，正积极地投入波士顿地区的天主教学校体制，到处募集资金，让清寒子弟也能接受私立学校的教育。 虽然他是亿万富翁，他让别人也成为了亿万富翁，但他却不是金钱的奴隶，而是主人。 成功秘诀 心态平和，稳中取胜。 纤毫小事中觅先机。 投资策略及理论： 以价值投资为根基的实用投资策略。看重的是个股品质。 理论阐述： 价值投资的精髓在于，质好价低的个股内在价值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总会体现在股价上，利用这种特性，使本金稳定地复利增长。 具体做法： 其投资智慧是从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中体验的。从生活中发掘有潜能的股份。投资具有潜力，且未被市场留意的公司，长线持有，利用复式滚存稳定增长。 遵守的规则与禁忌： 林奇选股品味：1、傻名字 2、乏味 3、令人厌烦 4、有庇护的独立子公司 5、乏人关注的潜力股 6、充满谣言的公司 7、大家不想关注的行业 8、增长处于零的行业 9、具保护壁垒的企业 10、消耗性大的消费品 11、直接受惠高技术的客户 12、连其雇员也购买的股票 13、会回购自己股份的公司 令林奇退避三舍的公司：1、当炒股 2、其龙头企业二世 3、不务正业的公司 4、突然人气急升的股票 5、欠缺议价力的供应商 6、名字古怪的公司 对大势与个股关系的看法： 林奇认为赢输实际和市场的关系不大，股市不过是用来验证一下是否有人在做傻事的地方。不能依赖市场来带动手里的股票上扬。 对股市预测的看法： 从不相信谁能预测市场。 对投资工具的看法： 对林奇来说，投资只是赌博的一种，没有100%安全的投资工具。 名言及观念： “不做研究就投资，和玩扑克牌不看牌面一样盲目。” 投资前三个问题：1、你有物业吗？ 2、你有余钱投资吗？ 3、你有赚钱能力吗？ 不少投资者选购股票的认真程度竟不如日常的消费购物，如果把购物时货比三家的认真用于选股，会节省更多的钱。 其它及成就： 1944年出生于美国，1977年接管富达麦哲伦基金，13年资产从1800万美元增至140亿美元，年复式增长29%。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776565.htm 4月8日 出租司机给我上的MBA课（转载）Posted on 2006-03-15 01:14 刘润 阅读(157348) 评论(319) 编辑 收藏
我要从徐家汇赶去机场，于是匆匆结束了一个会议，在美罗大厦前搜索出租车。一辆大众发现了我，非常专业的、径直的停在我的面前。这一停，于是有了后面的这个让我深感震撼的故事，象上了一堂生动的MBA案例课。为了忠实于这名出租车司机的原意，我凭记忆尽量重复他原来的话。 “去哪里……好的，机场。我在徐家汇就喜欢做美罗大厦的生意。这里我只做两个地方。美罗大厦，均瑶大厦。你知道吗？接到你之前，我在美罗大厦门口兜了两圈，终于被我看到你了！从写字楼里出来的，肯定去的不近~~~” “哦？你很有方法嘛！”我附和了一下。 “做出租车司机，也要用科学的方法。”他说。我一愣，顿时很有些兴趣“什么科学的方法？” “要懂得统计。我做过精确的计算。我说给你听啊。我每天开17个小时的车，每小时成本34.5元……” “怎么算出来的？”我追问。 “你算啊，我每天要交380元，油费大概210元左右。一天17小时，平均每小时固定成本22元，交给公司，平均每小时12.5元油费。这是不是就是34.5元？”，我有些惊讶。我打了10年的车，第一次听到有出租车司机这么计算成本。以前的司机都和我说，每公里成本0.3元，另外每天交多少钱之类的。 “成本是不能按公里算的，只能按时间算。你看，计价器有一个“检查”功能。你可以看到一天的详细记录。我做过数据分析，每次载客之间的空驶时间平均为7分钟。如果上来一个起步价，10元，大概要开10分钟。也就是每一个10元的客人要花17分钟的成本，就是9.8元。不赚钱啊！如果说做浦东、杭州、青浦的客人是吃饭，做10元的客人连吃菜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撒了些味精。” 强！这位师傅听上去真不象出租车司机，到象是一位成本核算师。“那你怎么办呢？”我更感兴趣了，继续问。看来去机场的路上还能学到新东西。 “千万不能被客户拉了满街跑。而是通过选择停车的地点，时间，和客户，主动地决定你要去的地方。”我非常惊讶，这听上去很有意思。“有人说做出租车司机是靠运气吃饭的职业。我以为不是。你要站在客户的位置上，从客户的角度去思考。”这句话听上去很专业，有点象很多商业管理培训老师说的“put yourself into others' shoes.” “给你举个例子，医院门口，一个拿着药的，一个拿着脸盆的，你带哪一个。”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你要带那个拿脸盆的。一般人小病小痛的到医院看一看，拿点药，不一定会去很远的医院。拿着脸盆打车的，那是出院的。住院哪有不死人的？今天二楼的谁死了，明天三楼又死了一个。从医院出来的人通常会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健康才最重要。那天这个说：走，去青浦。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会打车到人民广场，再去做青浦线吗？绝对不会！” 我不由得开始佩服。 “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天人民广场，三个人在前面招手。一个年轻女子，拿着小包，刚买完东西。还有一对青年男女，一看就是逛街的。第三个是个里面穿绒衬衫的，外面羽绒服的男子，拿着笔记本包。我看一个人只要3秒钟。我毫不犹豫地停在这个男子面前。这个男的上车后说：延安高架、南北高架~~~还没说后面就忍不住问，为什么你毫不犹豫地开到我面前？前面还有两个人，他们要是想上车，我也不好意思和他们抢。我回答说，中午的时候，还有十几分钟就1点了。那个女孩子是中午溜出来买东西的，估计公司很近；那对男女是游客，没拿什么东西，不会去很远；你是出去办事的，拿着笔记本包，一看就是公务。而且这个时候出去，估计应该不会近。那个男的就说，你说对了，去宝山。” “那些在超市门口，地铁口打车，穿着睡衣的人可能去很远吗？可能去机场吗？机场也不会让她进啊。” 有道理！我越听越有意思。 “很多司机都抱怨，生意不好做啊，油价又涨了啊，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我说，你永远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你永远不能提高。从自己身上找找看，问题出在哪里。”这话听起来好熟，好像是“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你自己”，或者Steven Corvey的“影响圈和关注圈”的翻版。“有一次，在南丹路一个人拦车，去田林。后来又有一次，一个人在南丹路拦车，还是去田林。我就问了，怎么你们从南丹路出来的人，很多都是去田林呢？人家说，在南丹路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我们都是坐公共汽车从浦东到这里，然后搭车去田林的。我恍然大悟。比如你看我们开过的这条路，没有写字楼，没有酒店，什么都没有，只有公共汽车站，站在这里拦车的多半都是刚下公共汽车的，再选择一条最短路经打车。在这里拦车的客户通常不会高于15元。” “所以我说，态度决定一切！”我听十几个总裁讲过这句话，第一次听出租车司机这么说。 “要用科学的方法，统计学来做生意。天天等在地铁站口排队，怎么能赚到钱？每个月就赚500块钱怎么养活老婆孩子？这就是在谋杀啊！慢性谋杀你的全家。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学习知识可以把一个人变成聪明的人，一个聪明的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很聪明的人。一个很聪明的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天才。” “有一次一个人打车去火车站，问怎么走。他说这么这么走。我说慢，上高架，再这么这么走。他说，这就绕远了。我说，没关系，你经常走你有经验，你那么走50块，你按我的走法，等里程表50块了，我就翻表。你只给50快就好了，多的算我的。按你说的那么走要50分钟，我带你这么走只要25分钟。最后，按我的路走，多走了4公里，快了25分钟，我只收了50块。乘客很高兴，省了10元钱左右。这4公里对我来说就是1块多钱的油钱。我相当于用1元多钱买了25分钟。我刚才说了，我一小时的成本34.5块，我多合算啊！” “在大众公司，一般一个司机3、4千，拿回家。做的好的大概5千左右。顶级的司机大概每月能有7000。全大众2万个司机，大概只有2-3个司机，万里挑一，每月能拿到8000以上。我就是这2-3个人中间的一个。而且很稳定，基本不会大的波动。” 太强了！到此为止，我越来越佩服这个出租车司机。 “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快乐的车夫。有人说，你是因为赚的钱多，所以当然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 说的多好啊！ “要懂得体味工作带给你的美。堵在人民广场的时候，很多司机抱怨，又堵车了！真是倒霉。千万不要这样，用心体会一下这个城市的美，外面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经过，非常现代的高楼大厦，虽然买不起，但是却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享受。开车去机场，看着两边的绿色，冬天是白色的，多美啊。再看看里程表，100多了，就更美了！每一样工作都有她美丽的地方，我们要懂得从工作中体会这种美丽。” “我10年前是强生公司的总教练。8年前在公司作过三个不同部门的部门经理。后来我不干了，一个月就3、5千块，没意思。就主动来做司机。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车夫。哈哈哈哈。” 到了机场，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说：“你有没有兴趣这个星期五，到我办公室，给微软的员工讲一讲你怎么开出租车的？你就当打着表，60公里一小时，你讲多久，我就付你多少钱。给我电话。” 我迫不及待的在飞机上记录下他这堂生动的MBA课。 ============================ [注一] 关于真实性。事情绝对是真实的，并且我尽最大努力忠实于这名司机的原意，包括数字、选词、语气、构句等。除了我记忆力所限不能100%精确外，基本重现了当时的场景。我没有“润色”，因为我以为他的感染力比我要大。 [注二] 关于星期五。我发出了诚挚的私人邀请，希望他能来给我们做一场演讲。但这要尊重司机本人的意愿，如果他并不愿意、或者不感觉合适而未能成行，只能表示遗憾了。希望文章能够弥补希望参加的人的一些遗憾，也不枉我写了这么长。 4月5日 只有聪明人，才明白对于自己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确实，如师姐所言诺贝尔奖并不是智商判断的唯一标准。
或者是追求真理过程中的快乐，
或者是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
明白对于自己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世上很多的事面临困惑，迷茫抉择的时候
大都和这个道理有关。 3月31日 为什么犹太人获得的诺贝尔奖比中国人多有这样一句话大意是“美国人的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人的脑袋装在中国人的脑“。
但是查阅了一些犹太人的历史，发现几乎所以的书
都说着这样一个事实，诺贝尔奖有一半的获得者是犹太人。那上面这句话是不是应该修改一下呢 想来想去想出来两个原因 1.犹太人重视教育，移民到美国的时间比中国人早
2.犹太人执掌着美国大部分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把钱花在犹太人科学家身上
不知道这个理由是否充分“ 2月17日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雅尼的音乐创作灵感雅尼，全球闻名的演奏家、作曲家，两度被格莱美奖提名，其作品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广播音乐的最爱。在连续完成了雅典卫城，中国紫禁城，印度泰姬陵音乐会后，终于推出了最新专辑“IF I COULD TELL YOU”—— 一次直击心灵的音乐旅程。 雅尼，1954年生于希腊卡拉玛塔的一个风景独特的海滨村庄，五岁时就发现了自己的音乐才能。“我非常喜爱音乐并常常弹钢琴，但我拒绝接受正规的钢琴教育。我的父亲明智地鼓励我大胆尝试。当我不想上钢琴课时，他便说，‘好，想什么时候弹就什么时候弹，你想弹什么就弹什么吧’。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也是如此。” 最初，雅尼曾立志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18岁的时候，他被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所大学接收，移居美国并主修心理学。然而，毕业后雅尼却选择了他钟爱的音乐事业。“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去尝试。我参加了一只名为“chameleon”的摇滚乐队，并在一些夜总会进行演出。整整一年我沉浸于音乐当中，我从没感到过生命是如此令人愉悦。就这样，我找到了值得我用一生去做的事。” 雅尼专心致志于音乐，从中感到无比满足，尽管成功似乎还很遥远。“我取得成功用了很长的时间，尽管很多时候连生计都难于维持，但我并不在乎。创作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创作的过程是我人生的最大乐事之一。” 与LINDA EVANS在Oprah Winfrey show中登场是雅尼一生的巨大转折点。之后雅尼的事业蒸蒸日上。从纽约Radio City Music Hall的演出开始，他的音乐会通过电视先后在65个国家播放，1998年的TRIBUTE在全美巡演总排行中位列第二。但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却教会雅尼许多东西，使他一直受益至今。“回顾过往，我了解到我学到了许多准则，让我可以集中意志以使创作顺利进行。没有人会教给你这些，只有用心体验生活才能获得。” 偶尔，雅尼会在工作室呆上几个星期而写不出任何东西。为何创造力时而像火山喷发般势不可当，时而又坚若磐石？雅尼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在创作某些曲子时，我对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了解到创造和判断是相对立的，当你在创作时判断，你就会不在状态，被创造力拒之门外。也就是说，当你判断时，最佳创作时间已过去了。”雅尼并不相信“创造力障碍”之说。“‘创造力障碍’完全是一种构想出的东西。它并不存在。创作完全是一种心境，当你的确置身其中时，灵感根本不会枯竭。”人们常犯的错误是误以为创造力遥不可及，其实它就来自内心深处。为了和内心深处的创造力接触，雅尼学着去封闭外界。“你必须摆脱外界干扰。关掉电视和收音机，别去接电话，也别管门铃。对我而言，与外界隔离非常有益。过去，我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进入创作状态，而如今，六个小时就足够了。” 虽然出生于希腊，雅尼却认为地点与灵感无关。“你不必在高山之巅俯瞰风景，也无需在草地上久坐。说真的，我最钟情于黑暗。我有很多作品都是在地下室完成的。那里没有窗户，很暗，也很静。灵感总能到来。” 雅尼在创作时不理睬任何事物。“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即使核弹爆炸也别打扰我。”雅尼当然知道与世隔绝容易被西方文化误解，“这看起来是反潮流的，我记得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的朋友都认为我非常古怪。但今天他们已了解，创作时的我和平时的我没有两样。虽然当初我花了不少功夫去说明，但他们今天都很能理解我了。” 对雅尼而言，这种忠于内心的创作方式是他音乐生涯所不可少的。“我认为如果你全身心地投入某一事物，体验这内心之旅，你就会深深地沉浸于其中以致令生活向你展露它的本质。当我作曲时，我考虑的不是我在“作曲”。音乐是一种用来探索我内心世界的媒介。” 雅尼对音乐始终保持着无限的热情。“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越过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因此我不喜欢在我的作品中加入明确的唱词。对我而言，必须考虑的事就是忠实于情感。我尽全力去表现事实。我要传达的是我的生活感受和那些对我非常重要的事物。” 11月4日 机制设计理论■何德旭王朝阳张捷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利奥·赫尔维茨（Ｌｅｏｎｉｄ Ｈｕｒｗｉｃｚ）、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埃瑞克·马斯金（Ｅｒｉｃ Ｓ． Ｍａｓｋｉｎ）以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Ｒｏｇｅｒ Ｂ． Ｍｙｅｒｓｏｎ），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ｏｒｙ）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们将共同获得价值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的奖金。 获奖理论背景 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非常著名的大论战。当时，在这场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论战的讨论中，米塞斯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有效运转的信息；而兰格和雷纳等人作为论战的另一方则认为，利用一种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通过边际成本定价的方式能够解决信息量要求过大的问题，并进而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哈耶克等人对此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即在企业拥有私人信息的情况下，政府如何保证企业如实显示其边际成本，又怎样才能激励企业完成生产任务并且按照边际成本来定价呢？随着论战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最初争论的核心问题——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能否最终导致资源有效配置，而开始转向一个更加一般化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是好的？或者说，当一个国家面临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时，应该如何进行取舍？其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 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的经典论述加以解读。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理想情境中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但现实世界是不理想的，总存在各种各样的约束，使得市场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即市场总是容易失灵的。像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外部性、公共物品、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不可分商品等情况下，市场机制就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不完全信息为例，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充分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由于所有个人信息不可能完全被一个人掌握，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分散化决策。然而，有关个人偏好和可用生产技术的信息分布在众多参与者中，他们很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并利用私人信息来最大化个人利益。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看，这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既然市场机制并不天然就是完美无瑕的，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机制能够替代或改进市场机制，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呢？或者更一般地，对于给定的经济环境，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机制来保证既定社会目标（通常是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达成。如果存在，那么什么样的机制能够用更少的信息或更低的成本就能实现既定目标。通常认为，评价某种经济机制优劣的基本标准有三个：资源的有效配置、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激励相容。资源有效配置通常采用帕累托最优标准，有效利用信息要求机制运行需要尽可能低的信息成本，激励相容要求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一致。这样，问题就变成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要求。为了满足或无限接近这三个要求，该如何设计经济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呢？ 借助于由赫尔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迈尔森进一步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经济学家目前已经较好地回答了上述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按照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在颁奖公告中的说法，机制设计理论“通过解释个人激励和私人信息，大大提高了我们在这些条件下对最优配置机制性质的理解。该理论使得我们能够区分市场是否运行良好的不同情形。它帮助经济学家区分有效的交易机制、管制方案以及投票过程”。正是因为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赫尔维茨、马斯金和迈尔森才共同获得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他们在这方面的原创性成果包括赫尔维茨1960年的论文“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信息效率和最优化”和1972年的论文“论信息分散系统”，前者载于阿罗（Ａｒｒｏｗ）等主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的数学方法》，后者载于Ｒａｄｎｅｒ和ＭｃＧｕｉｒｅ编辑的《决策与组织》；马斯金在1977年提交给夏季巴黎经济学会、后于1979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上的论文“纳什均衡与福利最优化”；以及迈尔森于1981年发表在《运筹学研究》上的论文“最优拍卖设计”。 机制设计理论的思想内容、演变发展与应用前景 机制设计理论起源于赫尔维茨1960年和1972年的开创性工作，它所讨论的一般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已知，研究它能导致什么样的配置有所不同，机制设计理论把社会目标作为已知，试图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经济机制。即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使参与者在自利行为下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能够让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 机制设计通常会涉及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方面的问题。信息效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激励相容（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是赫尔维茨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如果在给定机制下，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是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均衡，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所要实现的目标。 现实世界中的信息分散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因而信息具有不完全特征。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参与者分散决策，依赖于供需信息的交换传递来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机制设计理论从信息的观点出发，把经济机制看成是一个信息交换和调整的过程，在统一的模型和信息框架下研究了经济机制以及各种经济机制的信息成本问题。机制设计理论认为实践中可以从一个经济机制信息空间维数的大小来评价机制的好坏。从这个角度出发，机制设计过程就是针对想要实现的既定社会目标，寻求既能实现此目标，又要信息成本尽可能小的设计过程。比如设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为社会目标时，竞争的市场机制就保证了此目标的达成。然而，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否是经济信息效率最高的呢？在给定的新古典经济环境下，是否存在其他的分散决策机制能够利用更少的信息成本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呢？赫尔维茨在1970年代的研究成果证明，在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中，竞争的市场机制用最少的信息达到了有效的配置。在放松对新古典经济环境的假设之后，机制设计理论还对于商品不可分、偏好或生产可能性集非凸等并不满足新古典经济环境条件下，能够导致最优资源配置的分散决策的经济机制进行了探讨。赫尔维茨证明了这种机制是存在的，但却是以非常高的信息成本为代价的。 什么是激励相容呢？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每个人在主观上都追求个人利益，按照主观私利行事。机制设计理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将该假定进一步深化，认为除非得到好处，否则参与者一般不会真实地显示有关个人经济特征方面的信息。赫尔维茨（1972）给出了著名的“真实显示偏好”不可能性定理，他证明了即使对于纯私人商品的经济社会，只要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成员的个数是有限的，在参与约束条件下（即导致的配置应是个人理性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分散化的经济机制（包括竞争市场机制）能够在新古典类经济环境下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每个人有激励去真实报告自己的经济特征。。当经济信息不完全并且不可能或不适合直接控制时，人们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的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或做出其他经济决策。这样，在制度或规则的设计者不了解所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他所要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制定的机制能够给每个参与者一个激励，使参与者在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达到了所制定的目标。这就是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相容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假定机制设计者（委托人）有某个经济目标作为社会目标，比如资源帕累托最优配置、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某个经济部门或企业主追求的目标，设计者采用什么样的机制或者制定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就能保证在参与者参与，并且满足个人自利行为假定的前提下，激励经济活动参与者（包括企业、家庭、基层机构等）实现这个目标。 很显然，机制设计理论提出的激励相容概念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是一种常态，并且信息不完全、个人自利行为下隐藏真实经济特征的假定也是符合现实的。在很多情况下，讲真话不一定是占优均衡策略，在别人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通过虚假显示自己的偏好来操纵最后结果以便从中得利。赫尔维茨（1972）一般性地证明了在个人经济环境中，在参与性约束条件下（即导致的配置应是个人理性的），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分散化的经济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人们有动力去显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真实显示偏好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因而在机制设计中，要想得到能够产生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机制，在很多时候就必须放弃占优均衡假设，这也决定了任何机制设计都不得不考虑激励问题。由此，激励相容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甚至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成为实际经济机制设计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机制设计理论就是在把机制定义为一个信息交换系统和信息博弈过程之后，把关于机制的比较转化成对信息博弈过程均衡的比较。在研究初期，赫尔维茨主要是集中在机制的信息和计算成本方面，而没有考虑激励问题，马斯金等（1972）提出的团队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ｅａｍｓ）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此外，1970年代显示原理（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形成和实施理论（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机制设计理论的深化。显示原理大大简化了机制设计理论问题的分析，在Ｇｉｂｂａｒｄ（1973）提出直接显示机制之后，迈尔森（1979）等将其拓展到更一般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上，并开创了其在规制理论和拍卖理论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显示原理没有涉及多个均衡的问题，马斯金（1977）从中引申出了实施理论，目前该理论已经在包括社会选择、不完全契约等多个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机制设计理论不仅让研究者能够在相对不严格的假定下系统地分析和比较多种制度，而且可以将很多现有的研究，如拍卖理论、规制理论、社会选择理论等纳入到统一的现代分析框架中。如在拍卖理论中，Ｖｉｃｈｒｅｙ（1961）提出了常见拍卖形式的收入等价原理，而迈尔森（1981）借助显示原理，证明了一个更加一般化的拍卖形式的收入等价原理。再如，垄断企业规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针对原有理论对规制过程做出过多武断假定的局限，迈尔森（1982）等将规制过程看做是不完全信息的博弈过程，垄断者拥有管理者不知道的私人信息，从而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还有，在社会选择理论中，针对能否设计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投票程序来诱使投票者真实显示自己偏好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总之，机制设计理论将制度定义为非合作博弈，根据这些博弈形式的均衡结果，比较了不同的制度，从而使经济学家能够相对于某个最优标准来评价不同制度的表现。 上述应用之外，机制设计理论还为许多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解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政策和市场制度。由于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了一起进行研究，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对象大到整体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其研究范围涵盖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各种混合经济机制。同时，机制设计理论中“设计者”的概念也是非常广泛的，既可以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或制度设计者，也可以是微观经济单位的主管领导。这使得机制设计理论具备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将大到宏观经济政策、制度的制定，小到企业的组织管理问题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对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比如对于实践中一些出发点很好的规章制度却得不到有效贯彻执行，甚至参与者还利用既有政策来最大化个人利益，从而造成巨大效率损失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物质和技术等的约束，最主要的还是设计的制度不满足激励相容，因而无法保证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同时实现。 简单的评价 与传统理论相比，机制设计理论不仅仅是指出了种种不可能性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具体情况下走出困境的途径——如何设计机制或者规则，使得微观主体真实显示个人偏好，由个人偏好和经济机制决定的行为方式最终将能够保证社会目标的达成。可以说，由赫尔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和迈尔森做出发展运用的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框架，已经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包括信息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学科。目前，机制设计理论已经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被广泛地运用于垄断定价、最优税收、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拍卖理论等诸多领域。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如规章或法规制订、最优税制设计、行政管理、民主选举、社会制度设计等都可归结为机制设计问题。 对于正处于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制度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机制设计理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当既定经济环境不能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时，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比较和研究各种经济机制优劣程度的基本标准和统一框架，需要一个能研究和比较各种经济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来考虑制度选择问题，而机制设计理论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选择。机制设计理论关于信息效率问题的研究早就为转型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机制设计理论抽象的一般化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等非市场的经济机制，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的市场机制多，需要付出更高的机制运行成本。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无异于是在机制设计方面的一次大变革。机制设计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对于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诸如国企改革、税收改制、产权制度等许多现实问题都有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利奥·赫尔维茨1917年出生于莫斯科，1938年在波兰的华沙大学获法学硕士，这也是他获得的最高学位。他现在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讲授课程包括福利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机制与制度、数理经济学等。赫尔维茨曾于1990年因为“对现代分散分配机制的前沿研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了许多前沿性的探索，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组织和制度的比较分析、福利经济学、博弈论在社会选择目标上的运用以及经济制度的模型化。赫尔维茨是多家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委，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成员，还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成员。赫尔维茨以90岁的高龄喜获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是众望所归。近20年来，赫尔维茨就一直是诺奖的热门候选人。在关于制度的研究领域里，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研究社会选择理论的阿罗和森，给了从广泛意义上探讨制度问题的哈耶克、布坎南和诺斯，也给了为制度研究提供博弈论作为微观工具的纳什、豪尔绍尼和泽尔顿，以及研究委托－代理理论的米尔利斯和维克瑞，甚至是在他的门生麦克法登于2000年因“发展了分析离散选择的理论和方法”获奖之后，他还是长期无缘于此号称经济学殿堂最耀眼明珠的奖项。时间如流水般的逝去，赫尔维茨历经多年翘首期盼终于在耄耋之年获此殊荣，也算是应了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句戏言——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你必须足够的长寿。 埃瑞克·马斯金1950年出生于纽约，1972年获哈佛大学数学学士，此后于1974和1976年分别获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马斯金进入剑桥大学工作，一年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成为经济学助理教授，1981年成为ＭＩＴ的经济学教授，1985年重新回到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此后曾在多所学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2000年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任教授。马斯金教授曾担任2003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博弈论、激励理论、拍卖理论以及社会选择与社会福利，其相关理论成果已经在经济和政治科学及法律领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目前，马斯金教授的研究兴趣和课题集中在机制设计理论、重复博弈、收入不均衡问题以及投票理论等方向。 罗格·迈尔森1951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曾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取学士学位，后于1973年和1976年分别获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合作博弈理论”。毕业后进入西北大学（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担任管理经济学和决策学的助理教授，1979年升为副教授，1982年成为教授后到2001年一直在该校任教。在此期间，他曾于1978～1979年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1985～1986年和2000～2001年两度进入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2001年，迈尔森正式进入芝加哥大学，成为芝大的经济学教授。迈尔森对博弈论有极为深入的研究，著有《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以及《经济决策的概率模型》等著作，目前他还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成员。 10月19日 关于华为第十二章 华为的4道难题(11)另一方面，从联想收购IBM PC时所遭遇到的美国政府严格的审查来看，即使中国企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收购美国的电信设备企业，美国政府也一定不会答应。其实，早在2001年华为就曾经邀请过朗讯投资华为并作为华为的战略投资伙伴，可是当时的朗讯正处于严重的亏损当中，已经没有时间和能力来考虑这个问题了。当时华为的投资顾问就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依照朗讯那时的市场价值，华为都可以收购朗讯了。但是，任正非非常清楚，作为一家中国公司，要收购拥有高端技术的大型美国公司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美国政府批准的，这从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到美国政界的强力阻挠以致流产就可以看出来。2005年，华为也曾经动过收购已经没落的老牌英国电信设备商马可尼的念头，但是很快在英国政界的强力反对声中知难而退，最后是同样来自欧洲的爱立信如愿完成收购。 <b> 上市是必然的选择</b>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排在华为前面的所有国际一流企业都是已经在国际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公众企业，而华为却依然是一家非公众企业，这对华为有两点不利：一是使得华为在收购或兼并其他企业时不仅资金实力不强，而且手段也会比较单一，只能通过现金收购而无法采用发行新股、换股等国际通行的收购方式。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华为不需要按照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要求来披露自己的内部信息，因此对于国际上的许多客户和合作伙伴而言，直到今天华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谜。而这个谜底一天不被揭穿，合作中完全的信任机制就一天不能建立起来，要建立世界级的品牌也就难上加难。 此外，境外上市除了可以给华为带来资本运作的更大空间和全球一致的透明度之外，也会为华为带来巨大的智慧资源。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企业董事会里外部股东都占有超过半数的比例，如1999年GE公司的16位董事中，内部董事只有4位，而IBM公司的董事中除了当时的董事长兼CEO郭士纳是内部董事之外，其余的11位董事全部都是外部董事，外部董事中的绝大部分又都是由其他国际型企业的董事长或CEO担任。这种由多元董事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为企业战略方向和目标制定的客观准确以及企业重大风险的规避奠定了强大的智力基础，由此可以集合各种社会资源来为企业决策和发展提供巨大帮助。 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追求股东利益持续最大化是其根本的目标，华为在与国际对手的竞争中已经感受到，由于他们的股东遍布全球，客户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经常会被非技术性因素所左右，例如，如果客户的某个股东同时也是竞争对手的股东的话，则选择的天平自然会向不利于华为的方向倾斜，这些问题都需要华为在上市之后才能获得有效的解决。 华为真正的国际化过程中依旧会遇到“非经济因素”的限制，包括治理结构、管理模式以及员工素质等方面的全面接轨。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通过境外上市成为一家国际公众认可的公司，不仅仅可以获得与其他竞争对手同样的资源条件，也会通过来自外部监管和资本市场的压力，帮助华为内部加速企业全面国际化的进程。 因此，上市并成为公众公司其实也是华为建立国际品牌的必经之路。不能确定的只是上市的时间步骤，以及上市的具体方式。早在2002年，任正非就曾经放出话来，华为将在未来2~3年内上市。但是，直到今天华为上市的问题依然还在云雾之中。 从华为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来看，华为目前最可能采取的方案就是将以无线和宽带为主的核心网业务在未来几年内在海外上市。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两个基本考虑：一个就是从任正非一贯的思想来看，他对华为在上市时股价的要求不高，但却希望在上市后的2~3年内华为的股价能够保持比较良好的上升势头，以给所有各方面树立坚定的信心。这样的话，中国部署3G的时间表就与华为上市的时间进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2007年中国政府能够发放3G牌照的话，赶在3G大规模建设高峰来临之前上市就符合任正非股价上扬的基本思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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